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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

上篇

一

“喂，两对都进房了。房间号９２７、１２０８，还有一只野的，进了１７１３。”

“知道了。”我放下电话，马上穿上西服外套，提起书包，招呼正在看电视的方方，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我那辆花四千元买来的旧“白茹”车停在街角的便道上。我们坐进车里，把汽车迅速地开上马路，直驶远处灯火辉煌的“燕都”大饭店。在饭店旁边的一条林荫道上，我把车停在一溜轿车的后边，下了车，“乒乓”关好门，快步加入一群刚从一辆大旅行车下来的日本游客中间，走进“燕都”饭店富丽堂皇的大厅。彬彬有礼地站在总服务台里的卫宁不易察觉地给我们使了个眼色：一切正常。我和方方走进盥洗室，打开皮包，拿出两套警服换上，走出盥洗室，沿安全楼梯爬上去。爬到第九层，我们都有点气喘吁吁，待呼吸均匀了，我们走向服务台，坐着的服务员抬头诧异地看我们。“我们是公安局的，请开９２７房间。”

服务员顺从地拎起一串钥匙领着我们走向长廊尽头的一间客房。“里边有客人。”服务员看到门上挂的“请勿打扰”的小牌，回头对我说。“知道，打开锁。”我命令道。

服务员扭开锁，站在一旁。“你回去吧。”方方粗鲁地挥手赶开服务员。服务员消逝在走廊的另一端，我和方方立即开门冲了进去……

我和方方带着亚红出来，皮包里塞着几千崭新的钞票，神情严肃地走过服务台，进了电梯间，方方和亚红忍不住笑起来。“你们笑什么，真他妈没劲。”我说着也忍不住笑了。我对亚红说，“你在下面酒吧等会儿，我们还得上去收拾１２层那小子。”我们把电梯开到底层，让亚红出去，又开上１２层。十五分钟后，我们换下警服带着另一个姑娘在酒吧找到亚红，一起喝了杯酒，亚红挽着方方先出去。我给总服务台的卫宁打了电话，告诉他事已办完，十七层那只野鸽让她舒舒服服睡一宿，早晨报警。我挽着另一个姑娘坦然走出饭店。方方已经把“白茹”发动了，我们一上车就开走了。

早晨，我被电话铃吵醒，睡在我旁边的亚红接了电话。告诉我，卫宁说那两个受到我们讹诈的倒霉蛋已经结了房钱走了，那只野鸽也被在大门等着的警察塞上车抓走了。亚红翻身又睡了。我却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阳光从厚重的窗帘后倾泄出来，我轻轻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看了会儿外面车水马龙、阳光明媚的街道，把窗帘拉严。我不喜欢晴朗的早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兴冲冲地去上班、上学，我就感到形孤影单。白天我没什么事可干，也没什么人等我，我的朋友们都在睡觉。我又抽了五支烟，看了看日历，然后穿衣服，洗脸刷牙，走出我住的这套公寓。我走过街角停放的“白茹”车，径直走向公共汽车站。尽管上班高峰已过，车内还是十分拥挤。一个坐着的中年男人下车，我刚要坐下，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妇女，便招呼她过来。“谢谢。”年轻妇女坐下后，又逗弄着小孩说，“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我冲小孩笑笑。小孩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彩纸包装的巧克力，剥开纸刚要往嘴里填，看我瞅着他，举起巧克力给我。

“不要，叔叔不吃。”

“吃吧，没事。”

“真的不吃，叔叔要下车了。”

我挤下车，沿街走了一站，到单位医务室要了张“三联单”，打电话约了一个肝不太好的朋友去医院替我抽了一管血。又在商业区的两个储蓄所把我昨晚挣的那笔钱分别用我去世父母的名字存了进去，然后去邮局给一个交钱即可注册入学、不须考试的函授大学汇了报名款和一年的学费。我报的专业是法律。办完这些事，我到一家人不太多的豪华餐厅吃午饭。这家餐厅菜做的十分讲究，我看着漂亮的图案喝了不少红酒，又吃了几个浇了巧克力汁的冰琪淋，下午才走出餐厅。在报亭买了当天所有的日报和晚报，坐在电报局等长途电话的排椅上细细浏览。黄昏时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方方接的。我们聊了会儿，他正在和卫宁下围棋，卫宁一早就来了，他们下了一天棋，他四胜三和五负，晚上准备凑人搓麻将。我告诉他我晚点回去，就挂了电话。

暮春时节，树木草地都绿遍了，花丛怒放。我走进一个举办晚间音乐会的公园，在音乐亭前等退票。一个老人送了我一张，我又转送给一对只有一张票的青年伴侣，坚决不要他们加倍的票款。在高大、油漆剥落的廊柱间，我看到一个美丽少女坐在汉白玉石台上看书，悬在空中的两条长腿互相勾着脚，一翘一翘。她一手捧书，一手从放在身旁的一个袋袋中抓瓜子嗑，吐出的皮儿拢成一堆，嘴里哼着歌，间或翻一页书，悠闲自在，楚楚动人。我悄悄走到她身后，踮脚看那本使她入迷的书。是一本很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我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会儿，索然无味，正要转身走开，忽听女孩说：“看不懂吧。”她仰起脸，笑吟吟地望着我。我脸红了，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我还会脸红。片刻，我镇静下来，说：“就是学生，这会儿在公园看书也有点装模作样。”

“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了，你瞧，我看了多少。”

她快速地把看过的页数捻了一遍。我捏捏那厚厚的一叠，联想到书的内容，怀疑地问：“你看这么快？”

“我也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我们都笑了。

“不看了。”女孩把书撂到一旁，“你有事吗？”她问我。

“没有。”我说：“没人约我。”

“聊聊？”

“聊聊。”我在她旁边坐下，她把瓜子袋推给我。我不太会嗑瓜子，嗑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

“瞧我。”女孩示范性地嗑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女孩倒没注意，晃悠着腿四处张望。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注意到她里面毛衣上别着一枚校徽。

女孩呲齿咬着瓜子看着我笑起来。

“这就叫‘套瓷’吧。”女孩说，“下边你该说自己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两校

挨得如何近，没准天天都能碰见……”

“你看我像学生吗？”我说，“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女孩笑着瞅着自己的脚尖，似乎那儿有什么好玩可笑的，“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半天没说话，女孩也没说话，只是美滋滋地看着天边夕阳消逝后迅即黯淡下来，却又不失瑰丽的云彩：“那块云像马克思，那块像海盗，像吗，你说像吗？”

“你多大了？”

女孩倏地转过头看我，仔仔细细打量了我一遍：“你，过去没怎么跟女孩接触过吧。”

“没有。”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骗她。

“我早看出来了，小男孩！刚才我看书时就看见你远远地，想过来搭讪又胆怯

，怕我臊你一顿是不是？”

“我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

女孩放声笑起来，笑得那么肆无忌惮，那么开心。

“你笑起来，”我说：“跟个傻丫头似的。”

女孩一下不笑了，悻悻地白了我一眼：“我不说你，你也别说我了。实话告诉你，我已经谈了一年多恋爱了。”女孩又笑了，有几分得意。“是你的傻冒同学吧。”

“他才不傻呢，是学生会干部。”

“那还不傻？傻得已经没法练了。”

“哼，你这种只被爸爸妈妈吻过的小毛头也配说他。”

“我要是他，就敢跟你睡觉。”我微笑地说，“他敢吗？”

尽管天色已经很暗了，我也察觉得出女孩的脸绯红了：“他很尊重我。”

我哧笑：“嘁，尊重，别说了，咱甭说了。你也别装傻了。”

女孩闷了半天没吭声。我吹起口哨，叼起一支烟，把烟盒递给她，她摇摇头。

“又完了不是？”我取笑她，“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书，不会抽烟，时髦半截。”

“你别来劲。”女孩不服地说，“给我一支！”

我把嘴上的烟给她，她抽了一口，“呼”地全吹了出去。我伸胳膊搭在她肩上，她哆嗦了一下，并没拒绝。我把她搂过来，她近在咫尺地看看我，拨拉掉我的胳膊，强笑着说：

“我有点儿信你和一百多个女人睡过觉了。”

“干吗有点信，就应该信。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老枪！”

我听到收拾书的声音，恶意地笑着说：“我叫你害怕了。”

“才没有呢。”女孩站起来，“我只是该走了。”

“敢告诉我你叫什么，住哪儿吗？”

女孩跳下石台，亮晶晶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笑着说：“啊哈！我还以为你能始终不同凡响，闹了半天，也落了俗套。”

“好，我俗。你走吧。哎，”我叫住她，“咱们要是再见了，就得算朋友了吧？”

“算朋友。”女孩笑着走了。

我笑眯眯地在石台上坐了一会儿，也跳下石台走了。

二

我和方方开着车在大街上兜风，看到路边有漂亮姑娘就把车靠过去嬉皮笑脸地搭讪，挨了白眼便哈哈大笑，在后面挖苦奚落人家一番。两个女孩子从一家食品店出来，捧着一纸袋果汁加应子，边说边笑边走边吃。方方把车开到她们身边停下，我摇下车窗叫她们：“嘿！”两个女孩子停下脚看我。

“不认识了。”我说。

“是你呀。”其中一个女孩子绽开笑容，“真巧，你干吗去？”

“找你。”我说，“那天分手后我一直挺想你。”

“哟，”女孩子笑着说，“脸皮真厚。”

“你认识他？”另一个女孩子小声问女伴。

“不认识。”和我一起在公园里聊过天的女孩子含笑看着我，“他自称是个老流氓。”

我们一齐笑了。我欠身推开后车门，对她们说：“上车吧，我带你们一段。”

两个女孩子钻进车里坐好，方方换挡驶上快车道。

“认识一下吧，我叫张明，他叫方方。”

方方回头冲两个女孩笑笑。和我有一面之交的女孩说：“她叫陈伟玲，我叫吴迪。”

“迪，噢，美好的意思。”

“是。”吴迪笑着点头。

“你们去哪儿？”

“前面拐弯那个礼堂。”

“什么电影？”方方不回头地问。

“不是电影，”吴迪说：“是‘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

“那是什么玩艺儿？”

“大概是她们学生搞的什么时髦东西。”方方撇撇嘴。

“你们是学文科的吧？”

“你怎么知道？”吴迪快活好奇地问。

“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

“诬蔑。”吴迪嗤嗤笑个不停，挺欣赏我的恭维，“我们是学英语的。”

“你们是干吗的，司机？”有着一双冷冷的大眼睛的陈伟玲问。

“我告诉过吴迪，劳改释放犯。”

吴迪笑，陈伟玲皱眉头，不屑地把脸扭向车窗外。看得出来，她不信我的话，认为我们至多是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所以不屑一顾。

“他跟我说，”吴迪看着我笑着对陈伟玲说，“他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

陈伟玲几乎是轻蔑地瞧我一眼。我知道她对我不会有好印象了，她和吴迪不是一路子人。不过我不在乎，我对她也不感兴趣。汽车停在那个礼堂前，很多男女学生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门前台阶上说话，走来走去。我叫吴迪凑过头来，咬着耳朵小声说：“明天下午四点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等你好吗？”她光笑不置可否。方方试图跟陈伟玲聊聊，被她噎得直背气。

“你怕你朋友吃醋是吗？”

“他不管我和别人来往，他很开通。”

“那怕什么？”

“嗯，你也去听演讲会吧，散了会我再告你去不去。”

“我才不听这裤裆里拉胡琴的扯蛋呢，听他们的还不如听我的。”

“你要不听，我就不去！”

“你说去吗？”我问方方。

“去就去吧。”方方无所谓地说，“反正也没事，哪儿呆着不一样？”

“好，我们去。”我跟吴迪说，“你也得来。”

“到时候再说。”她笑着推开车门下去。陈伟玲问她，“他叫你去哪儿？”

“没叫我去哪儿，叫我找他们玩去。”

“你去呀？”陈伟玲严肃起来。

“我没说要去。”吴迪含糊其辞。

我和方方下了车，跟在吴迪和陈伟玲后面走进礼堂。她们俩碰见同学站住说话，我们俩先进去在边上找了两个座。一会儿，吴迪和陈伟玲走过来，我把旁边空座上的两个书包扔开，帮同学占座的一个女孩嘟嘟囔囔冲我们翻白眼。吴迪一坐下就给我们打预防针，说演讲如何如何好，如何有教育意义，能打动人的心灵，百听不厌。演讲会一开始，第一个女工一上台，我和方方就笑起来。演讲者工农兵学商都有，全部语调铿锵，手势丰富。也不乏声嘶力竭，青筋毕露者。内容嘛，也无非是教育青年人如何读书，如何爱国，是一些尽人皆知、各种通俗历史小册子都有的先哲故事，念几首“吼”派的诗，整个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等到一个潇洒的男大学生讲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培育浇灌“爱情之花”时，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已明显异于听众不时发出的会意的笑声。陈伟玲生气地瞪我，吴迪则开始用指甲悄悄却十分使劲地掐我。

“你们注意点。”陈伟玲不客气地说我，“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就该好好听。”

“实话跟你说。”我也故意使人难堪地大声说，“我受这种教育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呢。”

陈伟玲气得满脸通红。吴迪又羞又不知怎么办好，为了回避四处投来的目光，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演讲的人。

“瞧你那操行！”方方也辱骂陈伟玲，“还他妈受教育呢，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

“走走，咱走。”我推方方，“甭跟她废话，挤兑起咱们来了。”

我跟方方走到休息室，点上烟，抽了两口，又嘻嘻笑起来。“嘿。”方方捅我，我一转身，见吴迪走进休息室，看到我们，怯怯地、红着脸走过来。

“你们生气了吧？”

“没有，这点事我们哪会生气，没生。”

“你那个同学太不客气了。”方方说。

“她被你们骂哭了。”吴迪看看我们说，“正在座位上哭呢。”

“你替我们跟她道个歉吧。”我说，“我们可不是成心想得罪她。她是你的好朋友吗？”

“还可以，同学呗，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朋友。”

“吴迪。”“嗳。”吴迪倏地转过身。那个演讲的男大学生笑着向我们走来。

“这是我朋友。”吴迪轻声给我们介绍说，看到我们眼中的笑意，脸绯红了。

“你们是吴迪的朋友？”那个小伙子热情地说，“演讲得不好，让你们笑话了。”

“哪里哪里，挺好挺好。”我客气地说。

“比前几个好。”连方方也有些过意不去。

“应付差使，准备得也不充分。”小伙子挺实在。

“韩劲。”很多人拥进休息室，一群男学生叫吴迪的男朋友。

“你们聊吧。”这个叫韩劲的小伙子匆匆走开。

“你朋友不错。”我欣赏地看着走到另一边去的小伙子。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他。”吴迪一脸沮丧，一脸委屈。

“哪儿的话，”我由衷地说：“我们胡说你别认真。我们敢看不起谁呀？劳动人民，粗鄙不堪。”

“得了吧，这会儿又踩乎起自己了。”吴迪斜了我一眼，嗔道。

“史老师。”吴迪和一个走过我们身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打招呼。

“噢，吴迪。”那个三十多岁男人停住脚，笑着跟吴迪说话，看见我和方方，不笑了。

“史老师。”方方嘲讽地叫他。

史义德不自然地笑：“你好，张明，方方。”同我们握手。

“当老师了，人模狗样的。”我跟史义德开玩笑，“到底成了专职团干部，有志者，事竟成。”

我对愣愣地站在那儿、摸不着头脑的吴迪说：“我看是同学，都没念到毕业。他加强到校团委去了，我们哥儿俩是勒令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