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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

上篇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时开始时。那时才刚上中学，开始断续续、反反复复地做一个梦，梦见一个无脸，丰腴的女人，象跳脱衣舞一样褪去她柔软、沉甸甸的皮肤，露出满身不停翕动的嘴。每当这时，我都要死一次，尽管是在梦中，也死得惟妙惟肖，象真正的死亡一样。因而，我刚刚成年，便已饱经沧桑。

小时候，我是个吓坏了的孩子。

长大后，我是个在恐怖和抑郁中度日的男人。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列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他人。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广场中心迎风摇曳的槟榔和油棕。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中午，我坐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豪华饭店顶层的金红色餐厅里，第一个叫李白玲的女人。她是我的朋友张燕生的女友。我昨天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今天上午才到达这个城市，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皮夹克。由于刚才在灼热的阳光下从车站走到这里，内衣已经汗湿得象块浸满酒汁菜渍的抹布，又酸又臭。可我又不能脱下夹克凉快一下，因为餐厅大量放出的冷气又让我一下感到阴冷。这个季节做纵贯全国的旅行，可以交替领略冬、春、夏三季的气温，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舒服。封闭严密的环形巨幅玻璃窗下面，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沉浸在阳光中；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居民楼区缓缓穿越城市中心的土黄色江水和江上笨重的铁桥；近处一坐占地面积很大的著名的贸易中心；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剧场和写字楼，遍布全市数不清的绿地，有着小镜子般湖泊的公园和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奔跑在磊街小的几十万辆各种颜色的大小汽车——再就是充斥着所有街道、广场、房屋的几百万衣衫斑斓的人群。我象一只栖息在悬崖上的飞铺一样无动于中地鸟瞰着人类引以自豪、赖以生存的这一切以及人类本身。

三天前，我居住的那个北方城市下着蒙蒙小雨。我踩着便道上轧轧作响的、象一条条毛绒绒虫子般的埒褐色的杨树穗子，走进繁华商业区毗邻的一条不那么热闹的街。

这条街有一些餐馆、电影院、旧货店和专业书店。电影院常放映首轮外国电影，旧货店常卖大百货商场飞翔不到的、和国产服装迥然不同的漂亮的香港衣衫，餐馆营业时间很长，供应完正餐就象咖啡馆一样供应饮料，任你买杯啤酒坐几个小时，服务员从不轰人，因而这条街麋集着全城所有闲散的、不三不四的年轻人。

我走进常去的那家简陋的西餐馆，和混熟了的服务员开了几句玩笑，坐到常见面的几个朋友桌旁，请他们抽烟，蹭他们的啤酒喝，天南海北地胡扯。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工作，用不知哪儿来的钱泡酒饱。八十年代初，物价还算便宜，不奢侈的话，一二百块钱能喝一个月啤酒，还可以偶尔请请客。

杨金丽穿着长统靴神气活现地走过来，左顾右盼，象个轻佻的女纳粹。我叫了她一声，她示意我到她那边的一张桌去，头一摆，眼一斜。

“真他妈腻！”同桌的一个朋友说，“能叫谁背过气去。你快过那边去，别把她招来，受不了。”

另一朋友梗着脖子问我：“你干吗找这个加农炮打不到底的‘喇’！”

“是她找我，你们知道我心眼好。”

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走过去，和杨金丽一起坐下。同桌有两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一边喝汽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浓妆艳抹、叼着烟十分张狂的杨金丽。

“他们说我什么啦？”杨金丽龇牙咬着烟问，“是不是嫌我没过去？”

“是。”我点头说。“我不爱搭理他们，俗不可耐。”

“可是他们特仰慕你。”

“屁，都是流氓，口蜜胜利剑。”

那帮家伙仍冲着这边哈哈乐，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却对杨金丽说：“你瞧，他们朝你乐呢，他们喜欢你。”

杨金丽丢过去一个媚眼，那帮家伙笑得手里的酒都洒了。

杨金丽羞涩地掉脸对我说：“挺可爱的一帮男孩儿啊。”

服务员送来一个雪人和两盏水果三德，我挪过来就吃，杨金丽也高不踌躇地吃。服务员源源不断上各色奶油点心，我们就心安理得地享用。杨金丽象豹子一样一样舔着嘴唇，大声说：“其实我特苦闷，别看我好象乐呵呵的不知愁。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天到晚无忧无虑？”

“不！”

“我心里的忧愁没法跟人说，没人理解我，我根本不是那种醉生梦死的人。我就爱看书，一看书就哭。”

她的声音那么大，我脸红得发热：“你要这么多点心，我真有点心，我真有点吃不了。”

“不是你要的吗？”

同桌那两个规规矩短的女孩儿如梦初醒，哭丧着脸说：

“你们怎么把我们的雪人和点心吃了——服务员！”

服务员走过来，满不在乎地说：“我哪儿知道你们不是一事的，我就知道往桌上送，自己不主动点。”

“他们都给吃了几口，可是我们交的钱。”

我看看杨金丽，她一副不失体面的茫然想，没一点掏钱的意思。周围的人都看我，我只得胸腰包给女孩们赔偿损失。

“要不要再给你补一份？”服务员问。

“不要了。”女孩们怨恨地说，“怎么吃别人东西比吃自己东西还胆大。”起身走了。

杨金丽叹口气，似乎还了魂，说：“其实服务员上东西时应该说一声，我刚才吃的时候还纳闷，以为你认识服务员，心照不宣呢。

我看看满桌冰水点心，没了喟口，吃自己的和吃别人的就是不一样。我点起一支烟。

“给我一支。”杨金丽亲切地捅捅我，我不情愿地给她一支。她抽着烟，吐出浓浓烟雾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说，有真正的爱情吗？”

“……”

“我觉得没有。”

“我想知道你叫我出来说的那件好事是什么，我怎么没他妈瞧出有什么好事！”既然我花了钱，我也就可在不那么气，“我饿了，这鸟雪人不顶饭，咱们是在这儿等着开正餐还是换个地儿吃去？这好事怎么不也得是顿饭吧！”

按杨金丽的想法，我这已经算侮辱了，她知道外国人遇到这种事什么脸谱，我也知道，看过电影。她痛苦地望着我，把抽了两口的烟在烟灰缸里按灭。我毫不在乎。知道她没事。

她经的这种事多了，假装什么要脸呀。片刻，她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疲倦地说：“我没想到你变成了这样，生活啊！”她抢在我恶语相向之前，飞快地又说：“好吧，我们谈下事。你真是迫不及待，贫困的生活真能把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人变得禽鲁不如——你想挣笔外快吗？”

“当然他妈的想，不过得看是什么勾当，你那路子的事我可干不来，除非乾坤倒转。”

“你要老这么讲话，我就不跟你说了。”

杨金丽一下泪眼盈盈了：“你怎么对我这样了现在。我没做过不对起你的事，我一把你当做好朋友，要是你不愿意我做你的好朋友，也用不着这样……”

“其实我是把你引为知己，说话才没遮拦。”我叹口气说，“你看我跟大马路上的人这么说话吗？压根不！对小孩都彬彬有礼，跟他们不过这个，犯不上，没意思，你怎么就不明戏呢——访正经事吧，金丽，我求求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事？”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杨金丽擦擦泪，白我一眼。我温柔地哄了哄她，她继续嗲了一阵，鼻音挺重地告诉了约我出来的目的。我们共同的两个朋友现在南方边境倒旧汽车，联系的飞翔主中有中原一个小城市的商业局。现车已摘到，可这帮侉子又狡猾又胆小，迟迟不汇款去，非叫这头去一个人到他们那里同他们一起去南方。大概他们挨过骗，生怕鸡尺蛋打套不着狼再把孩子丢了。摘车的那边很着急，怕跑了这个冤大头，可一时又找不着人去。便打着长途叫了有一套迷人本领的杨金丽去，往返差异旅费那个小城市商业局全包了，外带好处费。杨金丽不屑这种狗腿子（上美国还差不多）的差事，她也不缺钱，就想到了既闲散无聊又穷困潦倒还有一张干净的脸的我。

“瞧，一有好事我先想到你，你呢，对我什么态度？”

“我操蛋，净把人家的好心生成驴肝肺。”

“那你倒是去不去？”去！“我一口答应，我想不出会什么不去的理由。混嘛，有人管吃管住中南海我也敢去。

那天晚上是我请的客，并对杨金丽根尽阿谀奉承、谄媚殷勤之能事。她也是顾盼生姿，巧笑情兮，弄尽惑人手段。最后，我仍然把她一个人扔在街上，自个乘末班地铁溜了。

“李白玲那狗日的怎么还不来？”我掉头问张燕生，“她长得什么样儿？”

“极硬实，胸前象扣着两个大痰盂。”打横坐着的徐光涛笑着说。

张燕生和徐光涛就是我的两个倒卖汽车朋友。他们俩都是高个子，风度翩翩，衣着人时，猛看上去活象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搬来的那个“钱柜”——一个为公家买汽车的小城市商业局的干部老蒋，就象两个男孩子望着一个浇着奶油花的大蛋糕。女招待走过来，问我们点不点菜。张燕生说点，递过菜单给我点。我一点胃口没有，只是从头往下挑没吃皖的东西点，蛇猫鹰隼之流，不嫌其肉麻；燕窝鱼翅之类，不怵其价昂。

“那车……”老蒋怯生生的问。

“车没问题。”徐光涛和蔼可亲地说，“办好边境通行证，我们就可以去提车了。”

“还是‘福特’？”

“不，换‘丰田’了。”

“可原来说好是‘福特’，带空调、冰箱。”老蒋看我，想让我证实，我只看菜单。

“‘福特’原来是有一辆，谁让你们不汇钱的，怕我坑你们。”徐光涛盯着老蒋笑着说。

老蒋泄了气，沮丧地问：“还是一个价？！”还是一个价，对极了。“

老蒋看着，伥声嘟囔：“在家说得好好的，倒这儿全变卦了。”

我看都不看他，又点了几瓶洋酒，摞下菜单，继续向窗外看去。我是不忍看他。这个可怜的人，当他把钱汇进徐光涛为他损定的帐户，就已经一钱不值了。实际上，他还没动身，就原地让人铆了。

我乘的那趟火车是在夜里开出口。开车不久，卧铺车厢就熄了灯，大多数旅客都上铺睡觉。我独坐在车窗旁的折登上，将车窗开了条缝，原野上流动的风吹拂着墨缘的窗帘。列车行驶在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上，窗外一片昏黑的天地，看到偶尔闪过的明亮的站台上的站牌才知道经过的是谇什么城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华北平原的城镇在夜色中静悄悄地一个个甩在了后面。半夜，我们过了黄河。列车经过铁桥时叮哐响亮起来的车轮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欠身撩起窗帘往外看，一根根横七竖八黑乎乎的钢梁在眼前闪动。微弱的月光下，热里泛亮的河水象一条画中的河，静止不动。列车过了铁桥，车轮重新又轻快沉稳了。

我睁着眼躺在黑暗中。

象在家里失眠时一样，开始胡思乱想，想不可知的未来。感到彻骨寒冷。我一边裹紧毛毯一边寻找风源，发现睡前提开的车窗仍在拄里灌风，下去把窗关了。列车停了，停在一个省会宽敝木大站。虽然是夜里，仍有不少旅客上车，他们扛着包在站台上奔跑，寻找有空座的车厢。卧铺车厢的大部分旅客仍在熟睡，只有一两个要下车的旅客被列车员小声叫醒，睡眼惺松地提着包下车。站台很快空跳了，只有几辆食品车被售货员推在硬座车厢旁向车上的旅客卖面包和水果，穿着大衣的站台服务员和警察在踱步。列车开始了，继续向南驶去。我看看表，不睡了，下站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了。列车大约还要行驶两个小时。

拂晓，我和寥寥无几的旅客下了车，站在粗砺水泥铺的、没有天蓬的月台上。天声微明，站台上灯光愈发显得昏黄，看不到稍稍有点规模的城市都搞的那种装点门面、一下车便能看到的赫高耸的建筑物。简直都不象到了个城市，尤其列车开走后，真仿佛被孤零零撂在一个荒野小站。我也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上车前按杨金丽给我的地址拍了份电报。站台上倒是有几个男人象是在等人，我故意在他们跟前可疑地转来转去，不时窥探他们，他们无于衷地看着我，使我怏怏走开。终于我引起了一个的注意，那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是个戴红箍儿的车站警察。

我决定先出站。出了站，来到站前小广场，一个穿蓝棉衣的黑大个男人迎了上来，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了他。

“是杨金丽派来的吗？”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点点头：“是她派来的。”

“我姓邱，来接你的，走吧。”

他跟我握了握手，推起旁边支着的一辆自行车，带我走向广场四周密密麻麻、黑黝黝、迷宫般的小巷子。进了小巷子，他飞身上车，我紧抱着包坐上后座。自行车左拐右拐，蹬得飞快。这城市在东汉末年便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几次著名战役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一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这儿衰微颓败了。城里看不到任何的价值的古迹，也很少新式大厦，到处是百余年来为应付迅速膨胀的人口匆心建造的低矮丑陋的平房。特别是的十年来人们自己用碎砖、木板、油毡为新婚夫妇搭起的违章建筑，独食了街道，绿地，使道路弯弯曲曲。城市显得杂乱无章，天亮起来，街上出现一些衣衫不整、土头土脑的行人。老邱把车停下，问旬不是有点冷，我哆嗦着承认。

“喝碗馄饨吧，热乎热乎。”

“还远呢？”我随他走地路进一个卖小吃的棚子问。“不远了。”他叫了四碗馄饨，从一个肮脏的铁皮匣中拿出两双粗糙的木筷，比比齐，递给我一双。“凑和吃点，这儿的东西什么都变味了，就馄饨还行。”

棚子里大锅升腾起弥漫的蒸汽，围裙污垢油腻我服务员端来滚烫的鸡丝馄饨，凉风一吹，碗上凝了一层油脂。我往馄饨里放了少辣椒糊，把油汪汪、红乎乎的两碗馄饨都囫囵吞了下去。

“人和杨金丽挺熟？老邱递给我一支烟。

“可以，”我说，“一般吧。”

“我和她不错，徐光涛张燕生我也都认识。汽车真有吧？”

“他们说有那就是有，不过我也没见着，估计应该有。”我把烟点上。

老邱呆着脸抽了几口烟，对我说：“过会儿你见着老蒋说话留点神。别说什么‘估计应该有’，就说有，车就在那儿等着呢，你见着车了，车就是你经手买的，什么事都妥了专等钱了！得把话砸实了，否则你模棱两可，这土财主就缩了。”

“他要细问呢？”

“侃呗，谄呗，胡说八道会不会？”

“倒是会一点。”

“这就结了。不会这个你出来干么？不会这个什么事能干成？就这么回事，为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银子来是真的。”

老邱阴着脸，我低头哼哼一笑。

我记得后来我一见老蒋就认了他个“大哥”。巧舌如簧，又打又拉，在一间肮脏下流的小酒馆里用劣质自酒把他灌得烂醉，拽着他脖领子拖去银行提款。我想起他那会儿也许把我当成了福特本人，而他自己则是我同父异母，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款哥。

那天晚上天很黑，马路上灯火阑珊。商店都关门了板，街上早早就没了人，只有风阵阵吹过空荡荡的马路，就象吹过寂静的旷野。我昏头涨脑跟着黑煞神似的老邱钻地了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小巷子，擦着低矮乌热的屋檐走。隔很远才有一根木电杆，吊着盏昏黄的路灯。路宇下多有大堆的垃圾，垃圾堆后在的黑暗暗处忽明忽灭地闪着向颗红红的烟头，走近可以看出几个少年沉默的轮廓。很多路灯都不亮，我们基本上是凭借依稀的星光走黑道。时间不算得晚。绝大多数人家却都熄灯上床，只有看到夜色下紧紧挨挨，层层叠叠地无数小屋，你才会想到近在咫尺的周围迸息静卧着成千上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