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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

一

那天，我在街上叫一辆出租车去看一个朋友。在车上，我和司机随意聊了几问。那司机突然对我说：“我见过你，你是许立宇的朋友。”我看了眼司机贴在前挡风窗上的服务牌，才是想许立宇原先也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那时我常去车队找他，和他们那我的许多司机都面熟。

司机问我最近见着许立宇没有。我说没有，很久没他的消息了。司机又说，听说许立宇在日本被判了死刑是真是假？我看了他一眼回答不知道，我是头一次听到这消息。

到了目的地，司机把车开走了。在朋友家我玩了半天，一起出去吃了顿饭，很愉快地回了家。

晚上入睡前，我想起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不觉心中暗惊，不是很相信，但又没理由断然不信。第二天给一个也认识许立宇的朋友打电话，顺便提到这一传闻，那个朋友立刻信了，并说：“我就猜到他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上步——折腾吧！”尽管此公如此肯定，我还是心存狐疑。想来在日本被处极刑定是杀了无辜，可我认识的那个许立宇，固然不良不莠，断无杀人胆量。许立宇和我是中学同学，但问起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却没几个记得起他的。他初三便退学回老家插队了，原先在班里也很蔫，不声不响，个子又魏，如果我不是和他住在一个院，平时又常驱使他为我充役，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他开出租车期间）过从甚密。我对他大概也准会留有多深印象。

于今我保存的一张旧照片上还留有他当时的模样。那是张全班同学初中毕业的合影。他站在我身边，由于个矮，被我的肩膀遮住了下巴，他拼命踮起脚尖也只露出一个额头和一双眼睛，看不出是在微笑倒仿佛面露惊恐。

从这张可怜巴巴的小脸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此人具有杀人所必备的毫气与激情——再平庸不过的脸了。

倒是站在我另一侧的孙王新，当时我们班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的男生班长，一望可知吉凶未卜。在这张数十人群集、人头人脸密密麻麻的照片上他是那么醒目、突出，眼中显见一种攫取，一种神往、一种执着，简言之，小小年纪便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欲望。拍完这张照片三年后，他便被处决了。他死得很不光彩，或者说很可耻，他用残忍手段强奸并杀害了邻居的五岁幼女。

二

许立宇曾经把我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也的确表现出了一个朋友的侠胆和义气，记得初二时我们去金笔厂学工劳动，工厂的管理松懈，我们都大量盗窃瓷笔套和铱金笔。后来事发，在校方和厂方的严厉追究下，我们人人自危。我对名誉损失的畏惧和我对金笔的贪婴恰成正比，在我的暗示下，许立宇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替我承担了那份罪责。老实说，对他的这份侠义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良心上的歉疚和不安，相反，我认为这是给他友谊理所当然的报偿，否则才是不仗义！

我交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不管社会学家们摆出多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个人人平等、职业无分贵贱的国家，而实际上我闪社会中一部份人蔑视另一部份人的风气仅略强于印度。从这外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个有自豪感的民族。

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许立宇的父亲其实在一九三九年便志愿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粗通文墨，作战勇敢，在这支游击队被八路军收编后很快升到连长。如果正常发展，到今天混得再惨也参以事军职离休。可惜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时，他的团长因对根据地土改政策不满，率部投敌了。这位轩长也并非地主子弟、而是正牌的湖南老红军皆因和当地一个地主在女谈恋爱，壮士一怒为红颜。许立宇的父亲倒是颇有正义感，拒绝了在随之而后的国军改编的更高委任，卷起铺盖回乡了。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开始才再次入伍，当了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他时明鲜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他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英雄司机，受到过“志司”嘉奖。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朝鲜前线一个运弹药的司机会经受什么样的老验。和他同时入朝的司机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国后他一直给名将军开座车。那位将军在“文革”期间权重一时，曾在他接近退休时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但很快，“九一三”之后，那位将军被褫夺了一切名衔，许立宇的父亲也被取消了军官待遇，又成了一个司机，虽然是级别最高的司机。

许立宇很想当兵，那时的孩子都想当兵，我们院的小孩集体当兵时连不到十五岁的都走了。

他只能回老家插队。

三

我那次见到许立宇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在一个单位混饭吃，那时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一辆银色的“雪铁龙”车开进院，停在楼前，吴建新和一个大黑个子下了车喊我。

我打开窗户扒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

吴建新问我不不认识这个人——他一指身边的大黑个。

大黑个子冲我龀着一嘴白牙笑。我实在认不出他，那个时候只有最装腔作势的人才穿西服打领带，而这个家伙就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我想里根要是黄咱人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

大黑个对我说他是许立宇，然后热情邀我出去吃饭——

坐他的车。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欠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如果这辆“雪铁龙”是个乐队，许立宇就像一个尽情的指挥，让每件乐器都尽其所能地发音。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在车流中像条鱼似地钻来钻去。他的车载着音响施放着当时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他始终在大声谈笑，笑容开朗，语调自信，不时松开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作一个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手势。这一切都给我一个世界是他的感觉。这感觉令我陌生，包括许立宇本人。我们在一个当时刚开张、最体面的法国餐馆坐下来，成群的男侍围上来按座递菜单，环列四周听假吩咐的景象使我感到世道确实变了。我不得不同意喝白葡萄酒和矿泉水。看得出吴建新对点菜和我一样深感棘手。唯有许立宇顾盼自如，如鱼得水。他显示出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和这家餐馆的法国厨师的手艺很熟悉的样子，很在行地为我们推荐了我们能吃的东西，特别嘱咐男侍给我闪二人的牛排要“煎得老一点”。他自己则只点了完全由生蔬菜组成的特色沙拉，可以想见他奢侈得已经咽不下任何油腻的食物了。我相信，许立宇还没诵俗到要在我们面前摆阔和看我们笑话的地步。真正生活优越的人面对奢华决不吹距或沾自喜地如数家珍，只会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厌烦，冷漠。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么？要是再诉说一下对粗茶淡饭布衣陋居的想往就更像了。我们倒旧，津津有味地回忆一空洞的往事。我很感激许立宇对我谈论时所使用的平等的口吻，这感激使我倾听他的谈吐时不自觉地浮起一脸庚笑，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在献媚时心中便懊恼不已。饭后结帐时，我想都没想要作一下付帐的姿态，只是默默地看着许立宇巫他那只精美的皮钱夹里厚厚的一摞钱中飞快扯出若许，放在男侍端着的银盘上。

这顿饭我吃得很压抑。连许立宇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着我说：“你怎么不爱说话了？你过去不是挺能说的么？”

“产生活……”许立宇和吴建新都笑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说这话时内心很酸楚的。

吃饭时，我和吴建新共同有个默契，我们看出许立宇想挑我们问问他现在的生活善，我们就是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