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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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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重庆（4）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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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

“1996年桥本首相在‘日本战没者慰灵祭’上发表悼词时说：‘每当我思念起那场激烈至极的大战中，怀着对祖国安泰的期望，想念着家庭，零落在战场、倒在战祸中或丧身异国他乡的300万战亡者时，心中不禁充满悲痛。’

“我对桥本的演说不满。是我们先轰炸重庆和珍珠港，美军轰炸东京是在其后。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能接受。”

我问松井：“桥本首相的脖领子是不是被无数人提着呢？”松井说：“1996年日本国会提出了一个不明言‘侵略’的决议。这个‘决议’遭到了占日本国会议员人数三分之一共250人的反对，日本全国有500万人之众提出了抗议。你说桥本首相的脖领子被多少人提着呢？”他反问我。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时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在重庆。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我们中华民族辽阔的土地，我们祖祖辈辈相依为命的美丽家园，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岂能俯首贴耳跪地而降？我们蔚蓝色的祖国领空，岂容日寇的飞机肆扰？！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的冤魂在呐喊，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从没欣赏过音乐，倒是老鬼子松井送我的CD音响，使我感受到了音乐的魁力！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耸立在村头。想到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

抬头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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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重庆（5）

每年“八?一五”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看着飞机俯冲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的情景，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这就是55年以前的情景！”

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松井问我重庆人是否能看到这些历史镜头。我告诉他中国国内的资料片太少，所以我录了下来，准备回国后交给重庆市领导，让中国的年轻人永远记住这些惨痛的历史画面。

“八?一五”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全文如下：

蒋经国之母遇难经过

1939年11月2日下午，日军出动4架“黑寡妇”轰炸机对溪口实施轰炸。蒋介石祖居丰镐房高大华丽，十分醒目，正是日军重点轰炸的目标。不一会儿，丰镐房一带就落下数十枚炸弹，瓦砾四溅，血肉横飞。正在房内安歇的毛夫人（即毛福梅）听到轰炸声，慌忙从丰镐房后门逃出，但走至弄口时又想起房门未锁，便返身锁门；再走出弄口时，适值日机投弹，炸中弄口的围墙，墙壁突然坍倒，将毛夫人砸压在下面。毛夫人当即殒命，卒年56岁。

日机走后，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带人寻找毛夫人，但找至天黑仍杳无踪迹。蒋镇长知事态严重，急忙向上司报告。次日，奉化县县长何杨烈赶到溪口，发动民众在丰搞房一带残垣断壁中查找。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手腕戴一金锡，乡亲们认定必是毛夫人无疑，待挖出遗体一看，正是毛夫人。

蒋经国闻知噩耗，异常震惊，当即乘专机飞杭州，然后改乘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驰溪口。一进丰镐房，蒋经国就伏在母亲遗体上，号啕大哭。

由于战事频繁，更因毛夫人身份微妙，为免于刺激宋美龄，蒋经国没有为母亲举办正式葬礼，而是将她暂葬于其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北隅。墓前竖碑一座，上题“显妣毛太君之墓”，系国民党*吴稚晖所书。在毛夫人遇难处，也立一碑，上刻蒋经国题写的“以血洗血”四字，借以铭志。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事过50年，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老婆都让日本空军炸死了。

四

松井说每年“八?一五”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模糊地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出对受害国家与个人进行认真赔偿。该文还说：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来，截止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初，德国将付出1000多亿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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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炸重庆（6）

轰炸重庆（6）

松井说：“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偿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却分文未给中国。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时最久，牺牲最大。据《人民日报》报道，死亡军民在2000万人以上，伤1000万，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和印度政府，各自在与日本单独讲和条约中放弃赔偿请求权。至于北越和北朝鲜则没有机会交涉赔偿，因为日本片面地只与南越和韩国交涉，而留下北越和北朝鲜未获得赔偿的后遗症。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1947年9月15日中国《大公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干万两。他们都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有今日，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而合理，应该据理力争，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蒋介石和周恩来，他们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清醒的最后一刻。日中两国间的历史，应当弄清楚才好，倒底是日本不给还是中国不要呢？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不认帐，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愿望。”

五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我可当不了那玩艺儿。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纵横驰骋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80％，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石油，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能生产“汉阳造”步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都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1941年，日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日中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虽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零式”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100式重型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今天的明智，又显然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本人呢？我又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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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1）

“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1）

一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抬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好的，就是旧点儿。

我买的这台摩托是部好车，跑得飞快，也特别好发动，就是没有后闸。修修后闸也成，但用于修理的费用还能买三台旧摩托。没后闸不要紧，我这人能对付。在中国塔克拉玛干那一望无际的戈壁之海里泡过的人，这点儿小毛病不在话下。摩托是北海道大学的硕士生老崔帮我买的。他还帮我买了一顶头盔，又叫我去札幌保险公司上了保险，一共花了三万。一切装备停当，我们俩就一前一后上了高速公路，直奔海边。老崔的摩托也是便宜货，不过那车的马力更大。我们俩在海边沙滩上飞了几个小时，感觉良好。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过去我是骑辆除铃不响哪儿都乱呻吟的破自行车，发现情况一捏闸，它就“咬——”地一声惨叫，方圆几十米的行人、汽车都扭头看我。骑破自行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安全。但是北海道是一马平川，有点儿像东北的三江平原，骑破自行车颇似野猪转移——小打小闹；而有了摩托就不一样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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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都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一看，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上的重伤。“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个印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第二位指导教授是个非常死板的人，在他心目中学生就是学习，而学生的生活来源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他常对我说：“不管你是去东京还是冲绳，开学了，你就应该赶回来上课。”还有四天就开学了，我想我还能站起来走路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居然站了起来。我高兴得心直跳。右腿钻心地痛，稍微动动都不成，动作大了骨头就“咔咔、咔咔”响。天阴沉沉的，像扣着一只黑锅底。四处一片墨绿。从山坡上流下来的水哗哗地流淌。偶尔有辆日本人的小汽车“刷”地一下从我身边飞驰过去，偶尔又有一辆“刷”地一下朝反方向飞过去。没有人停车问问，只有自己救自己！我咬牙把摩托扶起来，仔细一看，它摔得比我还惨。车灯、转向灯全碎了，车把拧到了一边。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绑上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好，我只好把它抛弃了，瘸着腿自己先走到东京再想办法了。这并不是中国男人心狠，日本侵华军队在中国败退之前一战刀把自己妻子劈死的例子都有，那么，我扔辆摩托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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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2）

“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2）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先找车铺，把车灯都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我刚才是否抢过哪个银行吧。中国使馆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喷洒之后就不痛的药。小曲和小边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二

我在国内时，坐过一回从苏州到杭州的内河轮船。买船票的时候需要提前数小时去排队。那时我是一个现役军人，哪有时间排队？正发愁呢，排队的人们都说：“解放军同志，那边有军人窗口，你不用排队。”我去了军人窗口马上买到了一张二等舱的船票。当时我那颗心呀，真是感谢苏州市人民，感谢苏州市政府。直到现在我的念头都没变：日本侵略军再度进攻苏州的话，我如果在保卫苏州的部队里，我这条小命儿不要了，献给苏州人民。我死之前一定要多杀鬼子！一张船票给一个军人的力量就是这么大——要用生命去回报。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都关着门。船上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喝的要比陆地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洗，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浴池，腿上的伤口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沙丁鱼。一边洗我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当时若能洗上这样的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中国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客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抱着一个傻孩子。他们从北海道来，又返回北海道去，东京所有的大医院他们都走遍了，可还是毫无办法。我想到中国的气功师张宝胜和他出神入化的表演，于是我当众来了个骑马蹲裆式，告诉他们如果去北京，让中国气功师发发功，也许能够治好。

由于药劲儿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三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儿。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儿，您就上哪儿，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日联军打仗是不够条件，也许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成了聊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发直，离开他的搀扶，真寸步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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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3）

“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3）

尽管他和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很成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儿吉村：日本军队到中国东北是侵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教授的父亲是“满铁”的技师。他的观点和你一致：就是日本人帮中国搞建设。而你比他还多一条，就是不但进行工业建设，在农业方面也帮助中国人，就是你说的“开拓团”去垦荒。

“那你和教授的关系好吗?”吉村问我。

“作为师生关系，没有这么好的了。”我告诉小老头儿关东军，“除去常给先生做中国菜之外，我每周必写一篇小论文。我的教授特别乐意看，每一次都认真帮助改写，并复印多份分发给别的教授。我的教授还组织《中国文化讲座》让我和日本的学生交流。我到日本留学时，是三十七八岁。和教授年龄相仿，比学生大20岁。所以，每一次讲座都是拥挤、热烈。”

“论文涉及哪些内容?”

“题材很广泛，比方‘同名同姓在日中两国间的概率’、‘中国的四大菜系’、‘中国的政治与日本的政治’、‘中国的*和日本的*’、‘从新闻法看日本国的监督体制’、‘日本国的遗产税和国民对储蓄的态度’、‘日本国的全民强制保险和中国农民的看病难’、‘日本为什么不存在住房难的问题’、‘唐山大地震前一天逮捕田中角荣’‘我看日本学生打工”、‘日本酒徒和中国酒徒’、‘性观念中的日中差异’、‘采访札幌监狱’、‘我采访的三个老人养护中心’、‘从日本人的住房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等等。”

我不能坐着，只能站着或躺着。小老头儿吉村专心地听，日本客人也围过来听。我告诉小老头儿：“关于日中战争，有一次我和教授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搞建设。教授让我看看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小老头儿关东军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论文一定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小老头儿关东军高兴地用眼睛扫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于是，我翻出我的论文，给他们讲解起来：

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10余条铁路（总长约3000公里）均被劫夺而归并入“满铁”。就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1935年3月被日军从苏联手中仅用1．7亿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通运输业。

侵华日军为实现其南侵、西征、北进的野心，在我国东北的西部、西北部、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竭力修筑铁路。到1935年，在东北新修建的铁路总长为2870公里。“七?七”事变后，又修了一些大铁路辅助线，以加强日军对东北的军事控制和资源掠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24种是依赖东北供给的。1941年，侵华日军利用铁路从我国东北运往日本的物资计有：煤2463．2万吨，生铁139万吨，钢58万吨，水泥116万吨，火柴44．2万箱、棉纱14．5万包，棉布466万匹，麻袋937万条，面粉1439万袋，卷烟24．1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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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4）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的少量的钢，也必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1942年，在东北生产的钢材，约占日本全部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铣铁达到它全部需要量的一半，铝可供其需要量的44％，其它如石棉、铅、锌、铜、工业用盐均可供其全部需要。日本完全没有石油资源，便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石油液化工业。由此可见“满铁”和东北工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有了“满铁”，东北的工业便彻头彻尾地依赖于日本。有些重工业原料，如特种钢铁、钢线材、重钢材、钢板以及黄铜，包括各种机械，绝大部分依靠日本进口。中国民族工业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到1945年8月，东北的全部工业投资中，中国民族资本仅占0．5％。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村置于它的殖民地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6万户，318万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其中为日本移民直接占用的土地为22万垧。这些移民多是日本和朝鲜的退伍军人，到了指定地点后，建立移民村。日军在1940年1月以前，在松江、滨江、北安、东安、龙江、吉林、牡丹江等地共建立8 9个“移民区”，1943年又建立了76个新移民区。日军在“防止义勇军”的借口下实行“并村”，迫使农民离开原来住处，并夺取其土地。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强制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土地。

中国东北农村在侵华日军的压榨下，农业生产由停滞走向衰落，耕地面积减少，收获量不断降低。如1933年东北的耕地面积为1580万多公顷，到1935年减少为1380万公顷。东北的主要农作物每一公顷的平均产量下降。以1924年的产量为100，到1937年，大豆降为73．3，高粱降为66．5，玉蜀黍降为69，小米降为62．7，小麦降为82．2。其它农作物也都大量减产。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随着粮食紧张，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携带粮食两三斤，也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下狱。

以上便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东军小老头儿和几个男人。起风了，海浪拍击着船体，发出“哗——哗——”的响声。

有个小伙子（后来得知他和我一个大学），这次开车去东京、大阪、京都、奈良观光之后，再和车一起坐船返回北海道。他一直对我虎视眈眈，让我不能不绷紧肌肉，准备随时应战。我发现这个日本青年门牙外露，如果打起来，我头一拳的目标就是他的上嘴唇。

日本人的爱国情绪世上少见，批评他们的国家就不高兴。1995年3个美国兵在日本冲绳强暴了一个日本小姑娘，掀起轩然大波。十几万人上街*抗议，乃至影响到美军在日的驻留问题。而日本兵*了无数中国妇女、朝鲜妇女、亚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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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妇女，日本国民却可以保持沉默，好像日本兵在外国的领土上*外国妇女是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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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5）

四

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儿提议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儿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

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她的头发是一丝一丝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乘客，都是我们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极了。

小伙子几杯酒下肚，红了脸，大步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我立刻瞪起了眼睛。打架的话一般先出拳为好，但我要看看他的眼神，搞清楚了再下手。我深吸一口气，浑身的肌肉绷紧，准备战斗！谁知这个小伙子却说：“咱俩一个大学，你研究室门前的有机玻璃牌子上写着你的名字和你教授的名字，我早注意你了。我叫喜田村一，是三年级学生。刚才听了你的议论，感到不可思议。我今年23岁，对于日中战争的历史稍稍知道一些。你刚才讲的让我感到中国人的愤愤不平。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吗？中国的教科书是怎么记录这段历史的呢？我们在船上还有20小时，你给我讲讲这段历史好吗？”他的手握着我的手，使我感到他有诚意。

既然不打架，我的酒意立刻就上来了。我喜欢喝啤酒，但我喝啤酒就交不起学费，所以我在日本不大喝啤酒。因为关东军老兵说随便喝，我才又对啤酒产生了好感。日本啤酒干净、清心、爽口、充满营养，能让人在朦胧之中走向醉意的世界。

这时吉村出了个好主意。他说你别老站着，你坐在沙发上，把受伤的腿伸直不就成了吗。按照他的建议，我坐下之后，果然舒服多了。微笑迅速蔓延开来，挂在每个人的嘴角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小老头儿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五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一口一个“马贼”地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时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师团的任务，就是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他又把我们小股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马匪！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活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仗也好呀！可对手跑啦！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我认识的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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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6）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窝儿里，差点儿被冻死。“这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咳！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地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手指着我对我说。

我笑着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那是一次秘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褂，50岁上下，脸上没一点儿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领子给提了出来。浑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长说：他让我站着，他坐着！浑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惟独他，十分横蛮，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报复他的机会。

六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儿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马占山传》。《马占山传》和《*传》、《彭德怀传》、《蒋介石传》、《江青传》、《宋子文传》放在一起。我在国内时楞没看到过《马占山传》，而在日本却看到了。

《马占山传》一开始，引用了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的文字，这样介绍马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匪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假投降侵华日军，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子女：“为人民做事，为祖国做事，做普通人，做老实人。”看到此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了，她说：“人家都出去了，就你一个人了，请你放下书出去。”我依依不舍地放下《马占山传》，快快地走出图书馆大门

七

当时，我在东京一家医院里打工看仓库，把仓库里的几个纸箱摞起来，就成了我的桌子。休息时间，就是我写作“‘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的时间。医院病人中也有一个老鬼子，他的部队在河南，他也知道马占山。他做肾透析一上床就是4小时，看他病历身上有梅毒，一问他得知是在中国打仗时传染上的。这个老头儿管马占山也叫“土匪”。他还知道关东军多少年来一直没能把“土匪”马占山消灭掉。他评论道：“马占山最狡猾。”

后来我找到了国内出版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一书。书中写到：1940年，马占山在困境中表示：“日本固有新奇的武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他在一次营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慷慨誓言：“作为军人，志在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最后之牺牲。凡为官为吏，不过一时职业之选择，民族之保存，始为骨头之归宿！”马占山部队和义勇军战士在天寒地冻的北国，军需供应异常困难。战士们渴饮积雪，饿食马肉，冷燃马骨，坚持奋勇杀敌的情景令我异常感动。

感动之时，一股复杂的思绪涌上心头。1991年我出国时，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出国后，从原侵华日军嘴里才得知有个“土匪”马占山，让他们铭心刻骨地胆战心惊了整整50年！

什么“土匪”马占山，分明是英雄马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