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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2）

无知的日本姑娘（2）

我急忙向野崎表示歉意。我没想到日本中学生这么认真。我想考考她：“你说我画中国地图不像，那你画张日本地图给我看看呀。”野崎欣然同意。她从书包里拿出纸笔，迅速画出一幅日本地图，很快标出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15个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冲绳岛的经纬度，让我惊讶不已。“地图画得真好。”我夸奖她，“但是，你知道当年日本军侵略中国、侵略朝鲜时都是从哪个码头坐船出发的吗？”野崎这次来了个大红脸。她说：“啊呀，这我可不知道。我们学历史和地理时，老师都没教过。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当年日军可能是从日本的下关港和北九州港出发。从这里经过朝鲜海峡到朝鲜半岛的釜山港，是最近的海运路线。然后日本兵经朝鲜步行或乘火车到中国东北大陆。

这只是我的猜想，实际情形怎样，我没有研究过。

野崎拿出复印的中国地图。没办法，遇上这么认真的人，只有在中国地图上重新给她标出日军侵华的地点、时间。野崎佩服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熟悉自己的历史。

我在野崎复印的中国地图上，标出了日军侵华的地点、时间：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占领中国北平。

1937年8月25日，占领张家口。

1937年9月24日，占领保定。

1937年11月5日，日军占领上海。

1937年12月13月，日军占领南京。

1938年5月19日，攻占徐州。

1938年10月21日，攻占广州。

1938年10月25日，攻占武汉。

1938年11月11日，攻占岳阳。

1938年11月15日，人侵桂南、南宁等地。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口市。

1941年12月8日一26日，日军攻占中国香港。

二

东京的外国人很多，是个国际化城市。但野崎说，只有我这么一个外国人和她说过话。东京人口1000多万，女性当然也多。但我觉得称得上“天真无邪”的女性，只有她野崎一个。上帝没有给我安排认识其他女性的时间。

初见野崎由美子感到奇怪，我们要看的书都差不多。只不过我要看的书更广泛，而她要找的书更专一。她的目的是要从书中了解731细菌部队、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野崎要找的几种书图书馆里都有，不过都是持各种观点的日本人写成的。有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使她莫衷一是，迷惑不解。我联想起一段有趣的经历：

20年前，我作为中国陆军铁道兵在新疆焉耆县驻防村，街上的广播分维吾尔语和汉语，电影院也分维吾尔语和汉语。如果维族警察抓住一个汉族小偷，维族、汉族的旁观者都不管；如果汉族警察抓住一个维族小偷，就会有许*族人为小偷“说理”。一次一个汉族警察发现一个维族人行为不检点，就对他说“喂，请你站在这儿等一等”，然后飞也似地往派出所跑，去叫维族警察。野崎听了我的故事，她脸上开出一朵鲜艳的花儿：“真有意思，56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能和睦相处，真了不起。”

我对野崎说：“维族警察可以抓维族小偷，那么大和民族为什么不能批评大和民族呢？任何一个民族，要想挺起腰板走向未来，就不该忘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如果连真实和公正书写历史的勇气都没有，那就十分可悲了。将来一旦子孙深究起来，那不很尴尬吗？”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3）

无知的日本姑娘（3）

野崎从书架上抽出十几本书向我介绍：“你先看这本，再看那本。”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有几个版本。其中有一本书的开头这样写道：“屠杀的‘屠’字在日本语中是杀牛、杀猪的意思。可是中国人却把它用做杀人的意思。说那次事件中死难者有30万、20万，这是夸大的数字。”

有一本关于慰安妇的书，这样写道：“由于到外国去的日本军人在生理上的需要，所以就有了从军慰安妇。从军慰安妇大都是从朝鲜半岛带去的，也包括日本占领地区的女性在内。日本政府已于1993年正式道歉。与政府间的赔偿不同，原从军慰安妇们已要求对于所受到的身心伤害给予个人的道歉和补偿。”

我向野崎介绍，中国人的书观点比较一致，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图书。观点大相径庭的书也有，表现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论比较多。而日本有的历史教科书起到歪曲历史真相的作用。

据我所知，1945—1955年期间，日本的教科书与今天的教科书不同。那时，没被判处极刑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活像一群四处挨打的恶狼，刚刚龟缩回东瀛列岛。那时日本受原子弹袭击的创伤还历历在目，战斗机、战斗舰、远程火炮无一例外地在美军监督下销毁。日本各个港口每天都有从亚洲各地撤回的败兵登岸，东京车站无家可归者成千上万。到处都可遇到要饭孩子们伸出来的、脏乎乎的小手。那个时候，驻日美军的吉普车还在日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那个时候，日本姑娘向美国大兵发出献媚的微笑；那个时候，美国人还在左右着日本，从法律、意识形态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和他们的“理论家”们只能从垃圾箱里偷偷地向外窥视。他们不敢大放厥词。

1951年至1954年的朝鲜战争，使日本渔翁得利，发了战争财。从1955年开始，随着经济上的逐渐复苏，政治上的论调也开始气粗起来。1957年，日本文部省在鉴定教科书时说：“把日本所进行过的战争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太好。”于是，文部省的官员把“帝国主义”改成“先进的资本主义”，把“争夺亚洲市场”改成“向各地扩张”，把“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与中国的战争”。他们用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来减少当年日军犯罪的责任。

1958年，日本文部省制定《学习指导要领》，规定要用拘束力来监督教科书的修订。这个方针起到了从根本上歪曲历史真相的恶劣作用。

1969年，文部省改订《学习指导要领》，干脆删去关于战争责任和反省的内容。

1982年，文部省在改订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把“帝国主义侵略”改为“对殖民地的扩张政策”，把日本军“*、杀人、放火、掠夺”等事实在教科书中一律删去，对“大屠杀”、“万人坑”和“细菌战”等词汇，用“非历史性名词”、“学校教育中不使用”、“辞典中没有记录”等理由，把它们从教科书中删去。

1988年，日本文部省进一步把“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描写不客观，死伤30万人以上是中国方面的夸张，与事实有出入”。

1994年，日本文部省对高校历史、地理、教科书作鉴定时，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并在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日本军占领南京时，遇到中国人的激烈抵抗，在大混乱中有很多中国军民死亡。关于死亡人数有许多争论。”还把“从军慰安妇”一节中被日本侵略军性暴力虐待的受害妇女人数全部删去，以此掩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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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的日本姑娘（4）

无知的日本姑娘（4）

对于来自中国、韩国、朝鲜的抗议，日本自民党说“鉴定是公正的”，“教科书是国内问题”，“并不干涉他国”，从而坚持错误的历史观点。

我给野崎讲日本侵华史，让她大吃一惊。

我讲教科书史，也让她大吃一惊。

对于日本对下一代的“独特教育”，我有我的看法。这点我和野崎讨论过。我认为在日本所发生的“历史教育”和“现实教育”常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的思维信息系统中形成冲突，从而诱导人们重新审定、评估这种“信息”的来源，最终会导致对日本教科书的重新审定，还其本来面目。二战以来，日本是媒体开放、实施*的国家。比方日本数不清的图书馆中有批判天皇、指责天皇要对战争负责的书便是例子。每年“八?一五”前后，播放的二战纪录片虽被剪辑过，但也能从侧面看到当年日军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暴行。以新闻报道的快捷直白而著称的日本新闻媒体，更是把被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抗议、*、愤怒、不满以同步的传真方式展现给日本国民。青年人看了媒体播放的历史纪录片和报刊上的新闻报道，发现和教科书有很大差别，于是产生种种困惑。

我对野崎说，我们在图书馆里找资料也好，谈话也好，还不都是因为“教育”而产生的困惑吗？

野崎点点头，表示同意。

三

同是女孩子，东京的高三学生比北京的高三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要成熟得多。中国的封建时代是讲究三从四德，质本洁来还洁去，夫死应守寡而终，女人以*为罪孽。而日本开放较早，在性观念上与中国有较大差异。因此，“慰安”这一词的部分含义，野崎能听懂。但她对慰安妇问题，仍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她问我：“既然是*，战时又多给钱，她们怎么今天还抗议呢？还要赔偿呢？今天我看了电视，南朝鲜的妇女在日本使馆前抗议，要求对她们身心所受到的伤害给予国家的道歉和补偿。可那时不是金钱交易关系吗？”

关于“从军慰安妇”，我告诉野崎：

1991年，韩国慰安妇金学顺首次站出来，公开自己二战中的经历，并向日本政府索赔，这才使埋没半个世纪之久的慰安妇问题公之于世。

作为一种独特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的。日本江户时代，卖春、娼业发达。明治国家建立后，日本政府于1900年将卖春作为一种“劳动职业”加以肯定。政府管辖内的妓院要定期进行卫生检查，并将这些*称为“公娼”；不受政府管辖的，则称之为“私娼”。这种公娼制度的存在，起了淡化日本人对卖春、买春丑恶印象的作用。1905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将具有日本特色的公娼制度输入朝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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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军需”在兵工厂附近设置妓院。这就是后来“慰安妇”的雏形。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他们在大肆屠杀中国人的同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惨案”。此后，日军大本营以“防谍、防性病、减少*事件”为借口，建立了日军专用的“随军慰安所”。其实是将朝鲜、中国妇女作为日本兵“性发泄的工具”。让那些久别家乡、在天皇体制淫威下积蓄着抑郁和苦闷的士兵，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发泄，以维持其侵略统治。因为慰安妇决不是通常所说的单纯的性买卖关系，而是日军残酷*、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所以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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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的日本姑娘（5）

无知的日本姑娘（5）

据日本媒体转引自韩国的报纸报道：“当年被抓到中国战场去的韩国从军慰安妇有2000多人。”这个数字和侵华日军几百万人的数字相比较，是个怎样的“慰安”比例？我问野崎，她答不上来，感到茫然。我对野崎说从军慰安妇的情况，侵华日军肯定会向日本军部大本营报告。日本国至今存有日本旧军部留下的大量档案。如果日本真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应该公开这些已封存50多年的旧政府档案，特别是关于“慰安妇”的档案。美国政府规定30年前的政府档案可以公开查阅。德国早就公开发表纳粹德国的旧档案。甚至连前苏联的档案，也已开始公开。日本国既然强调民众有“知的权利”，为什么不敢公开旧陆军部档案呢？

8-22 1939年5月在汉口被日本兵俘获的中国军队护士。后被强迫充军为随军慰安妇，备受凌辱。

8-23 1937年日军在南京凌辱我国少女。日本教科书中把“慰安妇”解释成“商业行为”，是“给了钱的”。因此，许多日本青年不了解历史的真相。

据日本陆军第一复员省出版的《大东亚战争动员史》记载，1945年战败前，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先后有423万陆军分布在中国从东北到海南岛的漫长战线上。日本学者秦郁彦曾发表论文，说中国战场有被日本军抢夺、俘虏、诱骗及征用的*共10万人。按中国学者苏智良的调查统计，仅中国战场就有约20万慰安妇，其中还不包括被日军奸淫的妇女。那423万侵华日军和10万或者20万“慰安妇”，这是怎样一种凌辱关系呢？我向野崎引用了苏智良学者的原文：“慰安妇每天接待30至50个日军士兵是很平常的。繁忙的时候，每间房前都排了数百人长队。有个中国慰安妇6小时内接待了76个士兵，最后她连站都站不住了。还有的一天内，竟接待了100个士兵。大部分慰安妇被糟蹋后，发生体质变异，出现便秘，*膨胀，乳房剧痛，蔓延性病、疟疾等。在中国慰安妇里，母女、姐妹、姑嫂同受蹂躏者并非罕见……日军还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体衰弱、无力服务的慰安妇杀死毁尸。敢于反抗的慰安妇无一例外地被日军枪杀。慰安妇最绝望的反抗，就是自杀。”

日本著名记者千田夏光在《从军慰安妇》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1938年前，上海地区的日军已达30万人，纪律极为败坏。正如日军大尉宫本所言，他们*中国妇女，“如同在两次战斗间隙中抓紧时间大小便一样。”为预防性病，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从日本本土召慰安妇并建立军队直辖的慰安妇管理所。于是，1938年1月2日晚8时，一艘运输船运来了1041名慰安妇，其中有日本女子，也有朝鲜女子；有自愿来的，有被欺骗的，也有被强迫的。前往码头接应的人，臂上缠着“第11兵站司令部”的白布红字袖章。随即所有慰安妇被卡车运到沙径小学校作身体检查。为了掩人耳目和让日本兵感到亲切，朝鲜女子也穿上和服。后来一些慰安妇随军迁往中国内地，日军就掳掠中国女子作补充。

野崎听了，深表同情：“我原以为慰安妇就是*，没想到她们受到这么残酷、这么非人道的待遇。”

我告诉野崎：“慰安妇这一词，译成中文叫‘安慰女’这是日本人编造出来的一种美丽头衔。表面上看，它可以和内阁××大臣、××经理、××艺术家、××漫才师一样在*、人道、公平的旗帜下平起平坐了，听着比‘公关小姐’一词还让人感到充满人情味道。其实，‘慰安妇’是给被欺辱妇女披上的一件美丽外衣。*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合法的，而且你们日本的●山静六官房长官还说：‘慰安妇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年纪大的人都不足为奇，当时有公娼制度，战时还多给钱。’殊不知慰安妇要忍受多么大的灾难呀，她们所经受的苦难和今天的日本*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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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的日本姑娘（6）

无知的日本姑娘（6）

我对野崎说：尽管“慰安妇”是日本国给原侵华日军兽行披上的一件合法外衣，但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还不满意，他大放厥词，认为教科书中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记述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是对日本国民精神上的虐待。他要求日本的政治家删除教科书中这方面的记述，彻底改革日本的历史教育。藤冈给世界人民画了一幅侵华日军既不杀人、又不放火、也不*妇女、连“从军慰安妇”都不屑一顾的好人形象。这位学者的良心何在？

四

日本是一个多媒体的*国家，说什么都可以。得到各种信息的人，也是自己去分析和判断。但日本人多数不关心政治，他们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事。像野崎这样知道一就想了解二的人，还真不多。野崎问我：“电视上说给了菲律宾三位老人‘民间补偿金’，关于慰安妇的赔偿情况你了解吗？”

我告诉她：“慰安妇”一事曝光后，它构成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大丑闻。来自日本内地、朝鲜半岛、菲律宾等方面的起诉、控告，迅速增加。这一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谴责。人们一致要求日本政府承受法律制裁，向慰安妇谢罪、赔偿，恢复她们的名誉和做人的尊严。

在整理出的大量历史资料面前，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旧日军当局曾设置过“慰安所”的事实。但最终日本政府还是把责任推到“民间业者”身上，只接受道德上的谴责，不承担法律责任。1995年6月14日，日本政府制定出了“民间补偿、医疗福利、反省道歉、整理历史资料”四项原则，设立了官导民办的“国民基金”，并于1996年8月14日，不顾各国、各界抗议，急忙支付给菲律宾三位老人“民间补偿金”。这是日本政府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想出的缓冲之计。

我给野崎一份我自己存留的剪报，以说明日本政府把慰安妇问题的责任，推卸给“民间业者”的做法是妄图掩人耳目，其实却欲盖弥彰。82岁的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1996年12月27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

“关于慰安妇的事情，我们从军老兵或多或少对实情都有所见闻。作为对象的女性，怎么才能把她们送到前线去呢？那些雇用她们的妓院业主，怎么才能冒着枪林弹雨把她们拉到中国前线去呢？即使用一辆卡车，没有军方的命令，那些妓院老板敢用吗？军方的基本方针，不是不言自明吗？下一代无知为无罪，但是连教育青年的勇气都没有，这才是今天大人的罪过。”

有一个星期天，我给野崎带去一篇在日本办的中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跨海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为了让她看得懂，我把它译成了日语。

文章写道：

进入8月，日本某些政治家和右翼分子就开始过敏紧张。他们生怕世界上有谁提起51年前结束的那场充满罪恶的侵略战争。他们更担心有受害国的受害者来向日本国民讲述那段历史事实，并认真地清算历史的责任。

来自中国大陆山西省盂县的万爱花（原名刘春莲）恰在1996年8月9日至12日先后在日本京都、东京、大阪、津市、神户、●山等地，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摧残她及千万中国妇女的罪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向受害人谢罪。

这是万爱花第二次访问日本。第一次是在1992年12月，她与南韩、北朝鲜、菲律宾、台湾、荷兰的二次大战受害妇女代表一同登上国际讲坛，控诉日军当年暴行，使“中国慰安妇问题”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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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的日本姑娘（7）

无知的日本姑娘（7）

万爱花这一次是应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和日本追念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心会、绑架中国劳工反思会等组织邀请赴日控诉的。各地听众共计1500余人。

从1986年开始，铭心会等日本各反战组织每年选取日本侵略战争中典型事件作为*主题，从战争受害国请来证人教育国民。今年夏天在全国各地就举行了67场被害者证言大会。8月15日在大阪*上发言的，还有来自韩国的战争受害妇女代表。

万爱花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因家穷被卖到山西省盂县当童养媳。1943年，14岁的万爱花被驻盂县的日军捉去三次，在累计100天的时间里惨遭众多日本兵*虐待，最后在昏迷中赤身*地被日军抛进冰河。万爱花幸被一老人救起，卧床三载，体形巨变，身高由一米六几萎缩到一米四七。从此不婚不育，孤苦一人至今。

万爱花对“慰安妇”这一称呼极为反感。不少中国人及日本人也认为这一称呼的涵义不妥。陪同万爱花赴日的山西省外事官何清说：“慰安妇”掩饰了侵略军的罪恶，中国人不能接受。“*隶”一词也不妥，因为受害人受到的不是一般的性压迫。正式称呼可以是“遭日本侵略军性暴力虐待的受害妇女”。

何清还向日本听众介绍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影响至深，受害妇女虽然无辜，但一旦失贞则极难被社会甚至家人原谅和接受。何清的发言，使日本公众对万爱花控诉的勇气有更深的理解。

大会最后一项内容是配乐长诗朗诵“被践踏的花，你安息吧”。全场安静，灯光暗转，气氛肃穆。那伴随音乐和朗诵的万爱花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每一个在场人的心灵。

神户女学院大学日本近代史讲师佐治教典是追念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心会执委会副委员长。他说：“万大娘的证言，是11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听韩国受害者代表证言，日本听众抬着头，聚精会神；而听中国万大娘证言时，听众全低着头，擦着眼泪。万大娘的证言将对日本公众保持长久的影响。”

我的译文让野崎长长的睫毛上挂上了泪珠。

我说万大妈还会第三次来日本，到时我们一起去听她的报告。她点头答应。

“我想把你的译文给同学看，成吗？”她小声问我。我说，译了就是送给你的，我电脑里已经存上了。

经野崎介绍，后来我又认识了她的几位同学，并在图书馆里回答了她们关于“卢沟桥”和“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等提问。

我感到回答日本学生提问，必须有理有据。表面上看她们像无知的日本小姑娘，其实不然。比方，野崎的一个同学一定要我拿出关于卢沟桥谁开第一枪的历史资料，她那里早就引经据典等着“说服”我呢。我告诉她们：“谁开的第一枪都不要紧，关键的地方是：你们日本军队到我们中国干嘛去了？”

几个日本姑娘手捧几大本日本历史书，面面相觑。

野崎有个同学对我说：“我们日本的图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不准确的依据是：‘当时，南京市在籍人口才不到40万人’。”

这个学生的提问，正是我潜心研究了多年的课题。我回答她：在籍人口，指的是60年前南京城区内有户籍的人口。而南京城区外郊区的农民在60年前就没有户籍。如果把城郊人口都加在一起有80万人以上。这是其一。

其二，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后，每天有数千到一万难民涌入南京城内，当时的《中央日报》每天都有这方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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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的日本姑娘（8）

无知的日本姑娘（8）

其三，当时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领南京守军10万之众，表示要破釜沉舟，与日军拼死一战。唐司令保卫南京的决心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而且唐生智卫戍司令又命令把下关到浦口之间的轮渡撤掉，断了百姓及军人由南京北渡撤退的可能。1937年12月5日日军到达南京守军外围防线附近时，南京市共有人口近90万之众。这是南京《中央日报》上都有记载，有据可查的史实。日本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拿60年前南京城人口统计不健全的情况，开脱日军罪行，这本身就是又一次犯罪行为。

其四，我在日本图书馆查1937年以前的日本中学地理、历史教科书及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的书中都明白地写着：“上海市人口180万、苏州市人口50万、南京市人口90万，杭州人口60万……

”怎么一说日本军在南京犯下滔天罪恶时，某些日本学者就置事实于不顾，把自己老家的历史地理教科书都给篡改了呢？

我答应野崎和她的同学们，回国后一定写出《1937年12月5日前的南京城人口》的论文，不但要在日本发表，还将寄给她们每人一份。

五

和野崎接触时间长了，我就不断向她发出信息：我想见见她爷爷，而野崎的爷爷也说想会会我。于是就在一个星期天，我们终于见面了。

野崎的爷爷居住在东京北区的一个住宅楼群内。没有自己的小洋楼、居住在住宅楼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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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多数为收入一般的工薪阶层。住宅楼群周围绿树成荫，草坪连片。这里有图书馆、游泳池、花园、超级市场、学校和医院。野崎的爷爷当然也姓野崎，不同于中国的是：野崎将来出嫁了，就要随夫姓。野崎家在5楼。电梯一边为单数，一边为双数，让人联想到设计者的聪明。五层楼道内干净、宽敞。每家门口都停几辆自行车。在日本，女孩子绝对要骑花花绿绿的自行车。而且每辆车都有日本警视厅贴上的一个黄色车号。据说小偷偷了也不敢长期使用。

我跟随在野崎身后。她抬手按门铃，开门的正是她爷爷、奶奶。他们俩微笑着说：“请进，请进。”

野崎爷爷个儿不高，一脸核桃皮。沿着耳根有几络稀稀拉拉的白发。他走路有点瘸，不知二战中在什么地方受的伤。看他的神气和架势，是在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仿佛要在我身上发现什么。虽然住楼房，但他家里还是日式风俗，进门要脱鞋，要在榻榻米草席上盘腿而坐。他家客厅有30平米。由于没有沙发，所以显得很大。客厅中央有个矮桌子，桌上有水果和茶。屋角放着一台大电视。

老太太小声关照老头子：“你爱生气，少说话。”

老头子对我说：“欢迎你到我家来做客。我孙女早就说你想来，而你也可能早知道我在战争时去过中国。今天我们不谈过去。战争时，我出于好奇，很想到中国人家里看看。今天，你可能也有这种心情。”

老太太说：“喝茶，喝茶。听说中国有一种茶叫碧罗春，非常好喝，是中国南方的茶吧？”

随便聊了几句，老头子就说1937年8月他在上海虹桥机场同中国军队作过战，当时是伍长。那时就喝过中国茶，感到中国茶香醇可口。我感到好笑：他刚才还说不谈过去，竟情不自禁地又谈起过去来了。

老太太端来生鱼，急忙说老头子：“别提那些，别提那些。”她很和气地对我说：“吃水果，吃生鱼片吧。生鱼片中国没有吧？我孙女是个很内向的女孩子，她平时不爱说话，光看书，可不知怎么和你很说得来。日本有‘代沟’，就是老年人和青年人不太容易交流。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吗？听说中国农村是祖孙三代住在一起，年轻人都尊老、养老，是真的吗？你尝尝我做的腌菜，这是胡萝卜，这是青菜。”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9）

无知的日本姑娘（9）

我问老头儿野崎：“后来又去过中国吗？”

他摇摇头，注视着我：“你在中国地图上标出的日军进攻路线，有几处是错的。战争风云已经过去50年了，唉——！”

老太太赶忙说：“吃生鱼一定要放芥末，这东西辛辣，没有的话不好吃。你这个外国人头一次到我们家来，我们全家都高兴。”

野崎由美子歪着头，瞪大眼睛问我：“生鱼片好吃吗？”

芥末钻进我的鼻腔，把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我眨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只好点点头。野崎一家人大笑起来。

野崎老头儿似乎不吐不快，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当时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如果中国军队不抵抗，我们是不会杀人的。50多年了，真遗憾呀。”

我听了心头一怔，生鱼片在我嘴里立即就变成一条大虫子，让人恶心。我想：这他妈的老鬼子别以为给我几片生鱼吃，我就会变成汉奸，赞同他的观点吧。

老太太听着急忙说：“快！快吃鱼！吃豆腐！吃腌莱！吃炸大虾！这些东西其实大多不是我做的。你是尊贵的客人，这些莱是在日式菜馆里订做的。你看这么大的盆子，家庭里怎么用得着？日本料理你习惯吗？”芥末还在我鼻腔里钻，我又点点头。

大虫子在我嘴里咕游，恶心得我只能一吐为快了。我不禁想起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就在那一天，具有24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之后，在司令松井石根的指挥下，对被俘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长达六周的大屠杀。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南京街头尸体狼藉，长江里流淌着满江血水。鬼子兵*大发，奸污妇女不计其数，连70岁老妇、8岁*都不放过。奸污完还给人肚子上扎几刀。就连当时希特勒法西斯德国驻中国南京的代表，也忍不住向他的政府报告日军暴行：“这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日本陆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日军是兽类的集团。”

眼前这个老鬼子野崎当年就干过屠杀中国人的事！他竟敢说：“如果中国军队不抵抗，我们是不会杀人的！”

我着火的眼睛燎了他一下，老头子急忙把目光躲向别处。

老太太递给我一只盘子：“不好吃吧？那就快吐出来吧，你们中国人可能都不习惯这些。”

野崎姑娘对爷爷说：“我在图书馆看到了日本史学家伊豆公夫、羽仁五郎和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等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这些学者以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我看了后，很受震动。爷爷，别再坚持那些老观点了，拜托了。”

我看了野崎由美子一眼，这个日本小姑娘变得特别端庄秀丽。

老鬼子野崎火了，他拍了一下桌子说：“你小孩知道什么！当年我去中国比你爸还年轻呀，我们是为日本国去打仗的呀。我们从上海到南京途中，一直遇到抵抗。在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江阴，都遇到强烈的排日情绪。当时陆军传达日本首相近卫指示：‘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中国人的排日情绪，必须付出代价！’”老鬼子野崎上气不接下气，激动地说：“从上海到南京，天天都在拼杀。如果不遇到抵抗，我们怎么会杀人呢？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

这么顽固的老鬼子，我在日本第一次遇到。我怒不可遏，对老鬼子野崎大吼一声：“如果有东京大屠杀，我首先就要干掉你！”

……举座震惊。老鬼子野崎气得浑身乱颤。他拍着桌子大声说：“你混蛋！你！出去！”

我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面对入侵者的屠刀，能不反抗吗？我只不过说说而已，你已经拍桌子反抗了。难道我们中国人就只能束手待毙吗？”

“啪！”我的手掌也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愤怒之极。

我怒气冲天地从老鬼子家出来就收拾好行李，准备日本警察来抓我。我听说在日本人家里拍桌子瞪眼高声吼叫是不成的，他们会给警察打电话。可是一直没有日本警察的踪影。

野崎是我采访时间最短的一个老鬼子。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令我吃惊的是，他居然胆敢用占领南京时的口气对我说话。和这样的老鬼子已无理可讲，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抡起大片刀，和他在战场上血肉相拼。

后来有一天，我在东京街头又见过一次野崎由美子。这位日本姑娘在马路对面急匆匆走路。我喊她一声，她没听见；我又大喊一声，她听到了，回过头来，看见是我，竟转身快跑起来。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心想：“她为什么不答理我呢？”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耳环、鼻环、舌环（1）

耳环、鼻环、舌环（1）

一

藤井这老头儿个儿矮小，平时不修边幅，夏天只穿一件背心，冬天套一件棉坎肩。一副眼镜用细绳绑着镜腿儿，挂在胸前，下楼时一悠一悠地晃荡。这老头儿是个明白人，表面上看他不善言谈。藤井老头住在离我打工的宝珍饭店很远的地方，把摩托开得飞快需要用20分钟。去他家需要经过四个红绿灯、穿过两个闹市区，再走20米逆行线才能到他们家楼下。他是几乎要天天订饭的客户，而且很晚才来电话。我从看他第一眼起，就认出他是个侵华日军。

认鬼子兵有个规律。他们来中国打过仗，在中国呆过几年、甚至十几年，所以他们一见华人就有一种亢奋，显得有几分亲近，自我介绍去过南京、武汉。接着便是罪恶感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垂下头来，避开问询的目光。这时如你想敲开他们的心扉，就十分困难了。

认日本的寺碑也有规律，全部汉字的，距今100年；有平假名的，距今80年；有片假名的，距今50年。

不光认识日本鬼子兵、日本寺碑有规律，认出日本流氓也容易。日本流氓都纹身，这在冬天不容易看到；但日本流氓手指都少几个，像少校军官一个星、中校就是两个星那样，日本流氓的手指也是一个、一个切下去的。当然不是流氓越大，切去的手指越多。

老鬼子藤井我一眼就认出他是侵华日军。因为他有“亢奋”和“罪恶感涌上心头”两种表情。为打开他的心扉，我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第一次我小声问他：“你去过中国什么地方？”他浑身动了一下，急忙把目光扫到别处，装听不懂。我感到好笑。

第二次，我问他：“去过中国吗？”他岔开说：“肉丝青椒是800日元吧？”所答非所问！这说明他一点儿都不糊涂，我的日语也没问题。

第三次，我还是小声问：“我看您一眼，就知道您去过中国。”他呆了一会儿，说；“你快收钱回去吧。”

我不甘心，第四次试探：“你一定去过中国！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物产丰富。”

他笑了，说：“你这人呀，真……”

第五次，他不回答我，只是反问：“你为什么来留学呢？”我说：“我就是想认识您，所以才来了。”

他说：“你可真能开玩笑呀。”

第六次，我问他：“您看我和50年前的中国人区别在哪儿呢？”

他仍然沉默不语。

为了摸清藤井老头儿的底细，我用了一个月才套上磁。

藤井家住一个楼，楼下是个大车间，生产各种各样的塑料书皮。二楼的七、八间住房全部出租，他和孙子住在三楼。从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上，堆满各种各样的纸箱，全是楼下车间的备用品。我对他这种下楼就上班、上楼就下班的通勤距离非常羡慕，但“楼道仓库”却给我带来诸多不便，因为我上楼梯时往往要将装饭菜的小箱子举起来，才能走到他家。我建议他把楼梯上堆的东西都归置到楼下，他说这样不好，起码要占两个女工工作台的位置。

老头儿藤井的职工每天工作8小时，而他本人要工作12小时。这个老头儿只听广播，不大看报，不大看电视，不喝酒，不吸烟。他的爱好就是工作。光送饭无论如何是聊不出什么了，我只有创造机会和这个倔老头儿谈话。有一次送饭时，我对他说：“我休息时来你这儿玩呀？”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挂在胸前，看了我半天，说：“玩儿什么呢？”这让我很尴尬，我说聊天呀。他说：“你和我这个大老头子有什么好聊的呢？”这让我更尴尬了，我说：“我想和你聊聊战争。”他说可以，你有具体的谈话内容，我欢迎你来。

我认识的鬼子兵

> 耳环、鼻环、舌环（2）

耳环、鼻环、舌环（2）

老鬼子藤井和许多日本老兵一样，几十年来对自己的家属只字不提关于战争的事，更何况对我这个中国留学生。一个人埋藏在心里的事越深就越难以启齿。我不断去他家，终于敲开了他的心扉。其实他一点儿都不倔，很有思想，还很有观察力。他问我，你当过军人吧？当过军人的人，都特别规矩。这种规矩不是害怕，而是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产生的遵守纪律的行为。我早注意你了，我还想问你呢。

藤井的家里很乱。他女儿或是儿媳一个月才来打扫一次卫生。藤井的孙子是临时工。他的脏衣服都堆在墙角，臭鞋就摆在一进门的过道里。他看过的杂志和漫画都扔进一只大垃圾袋里，而那只大垃圾袋总不拿出去，永远歪在那儿，算是室内的一道景致。除我们饭店外，他们也订其他饭店的饭菜。如果哪家饭店忘了取回盘子、碗，那么食具就永远堆在那儿，直到长出毛来。

去他家玩，他同样是订饭，让酒店送啤酒。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我发现在他们家可以不拘礼节，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可以。

话入正题，我问藤井：“我问了你多次‘去过中国吗？’你怎么总不回答我呢？”老头儿笑了笑算是回答。我又问：“你当年知道去中国干什么去吗？日本国有人管去朝鲜和中国叫‘进出’，许多日本老兵回答我他们是为国家而战。日本有个叫‘昭和史研究所’的组织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自虐色彩逐年增加。’你怎么看这些事呢？”

他说：“当年日军进攻中国完全是为了掠夺，从将军到士兵没人不清楚这个道理。日本是个岛国，没有煤、没有矿、没有石油、没有木材，只有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才能把亚洲各国的资源转换成日本人的财富，为此日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年上前线的日本青年多数战死了，多少中国军人在同我们的战斗中阵亡了。死的人数都数不清呀。侵略中国的战争，绝对是错误的。我这人不大看报，看了就生气。你看看，这是1996年12月11日的《每日新闻》，有个居住在大阪府丰中市、名叫中村的家庭主妇在报上撰文道：‘今天，各学校都有关于战争悲惨的教育。关于悲惨，这点谁都清楚的了，但是关于战争起因的详细经纬却没人说明。我一直在想，除了战争之外就无路可走了吗？当时违背军部的命令是不可能的，但对军部的命令就没有反对了吗？对于日本的将来就没人思考了吗？’

“我刚给这位叫中村的家庭主妇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原侵华日本军人，少尉军衔。我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厌战，但当时军国主义的日本不许说话。我们普通军人的意见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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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去提呢？我只敢和一个老同学说。他也是少尉，也厌战，由于没地方诉说，心情压抑，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自杀了。我至今都为他感到惋惜。今天，日本的电视、电影、小说、杂志、摄影、绘画，都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为什么挨炸却很少有人研究。日本向何处去，正是我感到心情郁闷的原因之一。”

我对藤井说：“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现在把先进技术推向世界，汽车、照相机、家用电器不断更新，甚至每天、每个月都有新产品问世。为什么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问题，始终弄不明白呢？”

藤井说：目前在日本上空笼罩着这么一种气氛，就是不承认错误。5年前长崎市市长说：“天皇应该对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为此，日本的右翼流氓团体给了他一枪。1960年，政治家浅沼稻次郎先生由于发表热爱中国的演说，回国后就被暴徒杀害了。这种气氛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比方50多年前的德国，就不能发表不同政见，发表了，就要被希特勒干掉。但现在的德国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还有人说“屠杀犹太人是捏造”，那就是犯罪行为，要判6至18个月的徒刑。据日本电台广播，德国7名警官因最近在纽伦堡举行的一次庆祝活动中行纳粹举手礼，被巴伐利亚内政部宣布停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