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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3）

耳环、鼻环、舌环（3）

这7名警官把庆祝活动时拍摄的胶卷，送到照片扩印店冲洗。工作人员发现照片中他们身着警服，却行着纳粹举手礼，便报告了当地的刑警局。这7名警官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属于巴伐利亚州“支援行动小组”，曾参加过右翼示威活动。据交代，他们当时只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模仿了卓别林在电影《大*者》中的镜头。但有人说，他们当时还唱了纳粹歌曲。巴伐利亚州内政部，正对此事作进一步调查。内政部一位发言人说，如果情况属实，这几名警官有可能被开除。而在我们日本，现在都能找到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标语车，它像幽灵一样每天在东京大街上游荡。

藤井的老手在桌上画着圈，仿佛那幽灵似的标语车在他手下行驶着。

我问藤井这种“装不知道”、“搞不清楚”，还要持续多久？藤井想了想说：“至少还需要20年的时间。虽然村山首相在‘八?一五’时承认了错误，谢了罪；但很有意思，他只代表他自己。所以村山的讲话让英国、澳洲的老兵们耿耿于怀。韩国也不满，你们中国对村山的讲话反应不太强烈。”

“20年？”我几乎不能相信，“为什么还需要这么长时间？”

藤井想了想，说出三条理由：“那时我们这些原日本军人都死了，亚洲各国抵抗过日军的老军人们、所谓的慰安妇们、战争赔款等实际问题，都将成为字典里的名词和历史书中的记载了；二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变化；三是日本国民的思想将逐步和世界接轨。”

藤井喝了一口酒，夹了点菜吃，继续说下去：“中国人和韩国人对今天日本政界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呀，传播媒介不断把信息传过来。我们在中国打过仗，我们深深知道这种不满的力量。我了解中国人。我们部队在黄河边上驻防时看见过村民之间的械斗。原因是黄河年年泛滥改道，这个村庄的村民说那片田地不是邻村的，邻村村民说那地祖祖辈辈都是我们的，于是就抡起农具打起来。最后双方一起抬着死伤者去县政府说理，我们日本兵出于好奇也去观看。双方年长者都站出来，不要赔款，只要政府评个‘理儿’。这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从这件村事，看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事也是一样。不管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毛泽东的人民政府，还是今天*的政府，他们都代表着民族的利益。关键在于日本政府对当年派兵去中国侵略要表示一个态度，也就是中国村民间械斗时要评出的那个‘理儿’。这个‘理儿’的问题解决了，日中关系才可能健康地发展。你认为我对中国人是不是很了解呢？”他问我。

二

我给藤井看一份剪报，表示对他关于中国农民械斗要评出“理儿”的高论的赞赏。

文章剪自1995年8月的日本《春秋评论》杂志，标题为“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深深地蕴藏在日本民众心中”，副标题为：“否认历史造成日本无能”。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

藤井看完剪报后，感慨万千。他说：“半个世纪前，我在黄河边看村民械斗，知道中国人轻生、重理。自以为这一发现是我对中华民族的深刻理解，没想到还有人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刻。大江，不愧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的文章全文如下：

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深深地蕴藏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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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4）

耳环、鼻环、舌环（4）

民众心中——否认历史造成日本无能

1960年6月，北京，我和毛泽东对面而坐。在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所经过的院子里，玉兰花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在漆黑的午夜显得格外洁白。这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景色。

毛泽东只谈与他著作中的语录有关的事情，此事只有当时25岁的我知道，而他最热情的读者却不知道。周恩来坐在他旁边，面朝毛泽东。毛泽东不停地吸烟，每当他把手伸向听装“熊猫”牌香烟时，周恩来就轻轻地把烟推开一点。

午夜进行的这次谈话旨在鼓励我们这些作为正在同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的代表——尽管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代表值得怀疑——从东京来的作家。访问期间，我们这些单纯的客人，每天都围坐在摆满食品的桌旁，不知道那是革命以来出现的最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年。我们还访问了南京郊外的一个人民公社，听一位老人讲述，他是怎样藏在一大堆被日军屠杀的农民尸体中才保住了性命，他身上还带着当年的创伤。

假如我直接面对中国人，不是在毛泽东的会客室，也不是在文化官员带领下参观的人民公社，而是在一个被日军铁蹄踏平的村庄，那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入侵中国的不光有军队，大批平民也去过那个大陆，梦想开创新的生活。日本战败之后，其中的许多人回国时遗弃了自己的孩子。这些不幸的孩子有的被中国农民收养，活了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些人。

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的痛苦经历，他们一代又一代转述的故事也绝不可能被人淡忘。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朝鲜、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还要考虑到像荷兰人那样的欧洲人在其亚洲前殖民地所遭受的苦难。所有这一切都超过美国人在突袭珍珠港中所受到的损害。日本政府所希望的那种忘却怎么可能实现呢？

今年初，我同诗人金芝河及韩国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汉城参加一个会议。我在那里表示，尽管日本人还没有完成对全体朝鲜人民的赔偿，但希望为建设两国人民共同的未来作出某种努力。韩国人的回答是，他们承认，有些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但是他们永远只占少数。

会议结束之后，我作为一名日本小说家，得到了一个向汉城市民发表讲演的难得的机会。我的讲演结束后，听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欢迎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给日本军国主义敲响了丧钟。我们仍然持这种态度。我们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批评那次轰炸。如果你们不肯给‘慰安妇’以赔偿，从何谈起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

大韩民国和日本公民举行这种对话的机会十分有限，日本和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举行对话的机会更少。中国和日本公民几乎没有机会直接交谈。中国人拒绝举行对话在意料之中，但是在日本人民复杂、执拗的思想中，也能看到某种拒绝对话的态度。

日本知识分子觉得，日本对中国人的赔偿还没有完成。他们觉得，日本没有再次作出努力，对日本同其邻国实现真正的和解施加影响。

我无意贬低自愿在亚洲各国工作的日本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和青年作出的努力，但是，即使是这些令人尊敬的日本人，也不能完全摆脱受害者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是不能通过道义上的奉献来治愈的。

日本要在21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而不是一支新的同西方抗衡的经济力量，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评邻国，也能听到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道歉，并提供赔偿。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得到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赞同，但是也遭到保守党派、政府官员和工商业领导人组成的联盟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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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5）

耳环、鼻环、舌环（5）

但是，一个75岁的老妇人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感情。她丈夫在他们结婚10个月后离开了她，开赴曾发生一些最激烈战斗的缅甸，当时她已怀孕。她的房子和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次空袭。她投书一家报纸，信中说：“阵亡者家属联合会和国会中的反对派组织说，‘这是日本打的一场自卫战’。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侵略者，这就是说，阵亡者死得毫无意义。但是，军国主义者却使我们的丈夫相信，他们是为天皇而死，为国捐躯。他们是在不知道进行侵略的情况下被赶到战场上去的。政府承认侵略，我们的丈夫就是牺牲品。”

我的残疾儿子每遇到新的困难，我的家人和我都热心地帮助他进行康复治疗。日本和日本人必须致力于亚洲的康复。在我国整个现代化历史中，特别是在现代化达到顶峰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一直在没有重新获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生存。

不进行这种康复治疗，我们就永远不能改变我们对邻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能消除我们的关系不实在的感觉。如果说我相信这种感觉可以消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预料政府的态度会发生重大转变，而是因为我发现，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又深深地蕴藏在老百姓心中。

藤井说：“大江健三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实在是了不起。我们日本兵都知道朱、毛、周，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方面的指挥官。他们所领导的军队和游击队在中国战场上抵抗力最强。1960年8月，敌视中国的岸内阁倒台，池田内阁诞生，双方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共同声明》。那一天，我在日本报纸上见到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照片。1972年9月29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签署了共同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在一家大商场里，我在电视里又看见了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事隔多年，我在有关中国的图像中又见到了中国军队官兵。中国军队强大了，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当时，我这个侵华日军老军人这么想。”

聊得太晚了，藤井建议我住在他家。躺下了，才发现墙上的大照片，那是他阵亡的哥哥。我不乐意在他哥哥虎视眈眈下睡觉，于是坚持回去。我们约定每星期四晚上来聊夭。

日本是个雨国，东京又是个不夜城。夜晚，东京的灯火和天上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马路上煞是璀璨繁华。藤井送我一程又一程，我们一路走一路聊。迎面遇见一群20岁上下、染红头发、挂鼻环和耳环的人。不仔细看认不清是男是女。

我对藤井说：“我们中国南方的水牛和北方的黄牛鼻子上才有环呢。你看那些青年，他们为什么在鼻子上挂环呢？不影响呼吸吗？而且耳朵上挂了7个环，打起架来多危险呀。”

藤井说：“你真是乡下人。我孙子带一个朋友来，他舌头上有环，*上有环，连肚脐眼上都挂环，这叫时髦。”

我说：“舌头上有环，吃面条时不碍事吗？”

藤井感慨地说：“他们的年龄和我死去的兄弟差不多。我哥哥作为当时的侵华日军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中国打仗，而这些孩子们不了解半个世纪前的日本国历史，不了解军人执政时的日本社会状况。如今的青年只知享受，他们不希望了解那些与他们生活毫无关系的事情，连当今总理大臣是谁都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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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6）

耳环、鼻环、舌环（6）

“如今的青年，已经没有老一代日本人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那是很危险的。”

我对藤井说，你总说日本青年不好，我却发现他们身上许多好的东西，值得中国青年学习。而今天的中国青年才让人担心呢。我每天听国内的短波，据报道：在厦门街头和旅游点不时看到一些头戴日本皇军军帽的中国青少年招摇过市。那里到处可见出售这种“皇军帽”的摊点。厦门市有关部门查缴“皇军帽”行动开始至今，共收缴近三万余顶。这些“皇军帽”均由当地几个中国企业制作。另外，北京市中小学门口有人兜售纳粹胸章，上海有多家书店一直在公开出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藤井听了大惊失色。他停住脚步，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我说：“不要瞎说，你已经多年没回国了，国内的情况怎么能知道呢？再说，当年我们日军打到厦门，大概是1938年5月。我们日本兵曾在那里烧杀抢掠，中国青年怎么还喜欢我们的‘皇军帽’？你可不要造谣哇。”

我说：“东京图书馆里有《人民日报》，你去翻翻报纸，还有这个报道呢。用不用我把报纸复印后再翻译给你看看呢？”

藤井说：“我想看，我特别想看，就是看不懂。我常去图书馆，图书馆里有中文《人民日报》、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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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就是没有日文的《人民日报》。我家里有从《人民日报》上剪下的三幅漫画。我看得懂漫画，却看不懂中文。中国的漫画很好懂。侵华战争时，我在中国辽阔土地上多次看过漫画。这些漫画有政府军画的，有八路军画的，还有各地老百姓画的。这些漫画内容差不多，都是伸出一只大拳头，把我们日本军打出中国去。”藤井伸出一只拳头比划着。他说：“中国有位漫画作者叫方成，你知道他吗？”

我说：“方成是中国优秀的漫画家，我喜欢看他的漫画。”

藤井说：“上次我在图书馆遇见两位日本女青年，她们是日本妇女基金协会的职员。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下的文件中得知，中国贫困地区不少女孩子受不到教育。她们特地来图书馆查找《人民日报》上的具体报道，好让更多的日本妇女伸出人道主义的援助之手，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女孩子。可是她俩和我一样看不懂《人民日报》，真遗憾。日本人不了解中国人实际在想什么，也不了解中国人担心什么，愤怒什么。日本驻北京的记者有几十人，他们发回的消息可信程度高，但他们是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中国。如果有了日文版《人民日报》，我们普通日本人才能了解中国人的心声。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政府机构、企业研究室，也得到了方便。这对于两国的交流不是很好吗？你说图书馆有《人民日报》关于‘皇军帽’的报道，拜托你把它复印下来，译成日文，下周四带来，好吗？我让你付出劳动，非常抱歉。”

我们两人伴随着东京夜晚的无数灯火，随便聊着。

分手时，藤井叮嘱说：“你记住，下次来，千万到我家来吃饭。下周四咱们用电话预约东京最高级饭店的中国饭菜。但是如果你没把《人民日报》上关于‘皇军帽’的复印件拿来，糊弄我老头子，我会很生气。”

周四，我带了《人民日报》复印件和我用日文电脑打出的译文，去了藤井家。

三

那篇文章叫“毋忘历史”，刊登在1996年8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藤井先生拿到《人民日报》复印件和译文就急忙四处找老花镜。他孙子在传真机上复印了一张，也急忙看了起来。藤井孙子长这么大头一次看见中国的《人民日报》，上面还有关于他爷爷的“皇军帽”被某些中国青少年喜欢的文章。这种新奇事物已远远超过耳环、鼻环、舌环、肚脐环所产生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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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7）

耳环、鼻环、舌环（7）

东京“皇帝园林”饭庄的先生、小姐来了。两位日本小姐楚楚动人，彬彬有礼。她们先把桌子擦净，铺上印有“皇帝园林”饭庄的白桌布，然后把各种广东菜摆上，啤酒箱放在一边，里面有冰块。先生用蹩脚的日文问我：“就您一人用餐？”我说：“他们两人不吃饭，正吃报纸呢。”于是两个日本小姐也凑过去看。她们惊喜地说：“呀，我们看过台湾的报纸，今天看到了《人民日报》啦！”

原来男士是台湾人，他和几个厨师承包了“皇帝园林”中餐厅，每年给台北寄回大量外汇。*人在老鬼子藤井家相见，十分亲切。语言的障碍没有了，各自从胸膛里倒出的家乡话，活像用两个瓶子往一个杯子里倒啤酒，没两下就溢了出来。他说：“没想到有的大陆青少年喜欢‘皇军帽’，这在台湾是绝对不行的，民众不答应！老人不答应！屈辱的历史也不答应！我当过两年阿兵哥，是海军。面对日本强占钓鱼岛，不许我渔民去捕鱼，非常气愤。”

他们三人复印了三份《人民日报》、两份我打的译文，急匆匆走了。走前，黄先生送我一张名片，约我去“皇帝园林”吃饭。我说我是个留学生，没钱，不好意思去。他瞪大眼睛用台湾普通话说：“笑话！你去还要你付钱？”

“毋忘历史”这样写道：“报载，前些时候，东南沿海一带城市街头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景观：在熙攘的人群中，不时看到一些头戴‘日本军帽’的青少年，十分扎眼。

“何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原来，该地有的企业为了赚钱，便‘别出心裁’地大量生产这种‘皇军帽’，‘推向市场’，于是，此处街头、旅游景点便出现了不少销售这种‘皇军帽’的摊点；于是，一时间这种‘皇军帽’竟成为‘抢手货’，街头也便出现了这种反常、扎眼的‘景观’！根据群众反映，此地有关方面及时采取积极措施，制止这种生产、销售、购戴‘皇军帽’的不良行为。全市已收缴查封‘皇军帽’上万顶。

“中国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掳掠、蹂躏之苦。当年，日本侵略军就是戴着这种帽子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烧杀掳掠，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而‘皇军帽’正是当年凶残的日本侵略军的一个特征。如今，这种帽子却堂而皇之地戴在一些中国青少年头上，岂不让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愤慨、痛心与深思！

“无独有偶。此类反常‘景观’又岂只是某一城市街头一些青少年头上的‘皇军帽’？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商场不是将当年法西斯的徽标、军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军舰之类‘玩具’也堂而皇之地摆上了柜台，向孩子们推销么？

“仔细想想，一些地方冒出此类反常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殖*义文化残余在一些地方、一些方面、一些人身上，还是有所反映和表现的；也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些人受拜金主义思潮影响，利欲熏心、惟利是图、寡廉鲜耻的心态与举止。难道不是么，一些人为了赚钱，可以不顾民族大义，不顾社会效果！在这些人心目中，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生产、出售，乃至良心、乃至国格、人格都可以拿去换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青少年对祖国和民族苦难历史的无知与麻木，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就说那些青少年争相购戴‘皇军帽’这件事吧，其心态举止实在让人忧虑！且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有的青年说，我们戴这种帽子‘根本就没想那么多’；有的青年说：‘从审美的角度，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一些青少年说：‘戴这种帽子很好玩’；一些青年人甚至说：‘都什么年代了，还管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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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8）

耳环、鼻环、舌环（8）

“听听，象征日本侵略军狰狞面目、血腥罪恶、禽兽行为的‘皇军帽’变成了‘很好玩’；面对祖国的苦难历史、深重的民族灾难、民族大恨，竟说什么‘还管那么多’；面对对自己祖国母亲施暴的恶魔形象，竟‘无所谓’！以丑为美，竟成为一些人的‘审美自由’！一些青少年这种消极、荒唐、麻木、颓废的心态举止，是多么可怕、多么危险啊！

“城市街头出现‘皇军帽’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实在应该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近代史教育、民族苦难史教育，使广大国人、使青少年一代毋忘历史。

“青少年朋友，让我们牢牢记住这样一句名言吧：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人民日报》的评论让藤井老鬼子感慨万干。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这些中国青年人，实在无知啊！”

我和藤井还有他的孙子一起用餐。

藤井说：“你说日本青年好，好在何处呢？”他一边吃一边问我。“就他这个德行，有什么出息呢？”他指着他孙子说。他孙子高中毕业，考了4年都没考上大学，现在当“社会人”，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功课。

我对藤井说：我遇见过许多日本青年，其中大多数不关心政治，但却在努力工作、学习。绝大多数人从高中起就打工。日本青年的优点是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劳动是人类的美德。从精神世界的美好到物质世界的充裕，都离不开劳动。日本有钱人家的孩子或没钱人家的孩子都去打工，这就是日本向着富足稳定的社会迈进的法宝。

1989年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北京地铁卖报女”的文章。一个高中女学生在北京地铁卖晚报，就是所谓的打工，这条消息在日本本来就不算“人咬狗”式的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当时在北京还没有打工的学生，这就成了新闻，几家《文摘报》作了转载。

那个女孩为什么在地铁卖报呢？原来她爸是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他在美国耳闻目睹，包括亲身打工使他感到有必要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坐着地铁不远不近地跟着自己的女儿，看着她每天卖100份《北京晚报》。我采访她父亲，她父亲说他女儿学习很好，而且通过卖报，接触实际社会，这对她一生都有好处。

藤井爷俩感到有意思，他们都把筷子拿在手里，专心致志地听我讲。

我说我打工就遇见很多日本高中学生。一次遇见一个高中生，我们一起洗盘子。他说他打工的目的是想买一个CD机。我说你找你妈要钱不就成了吗？他说不行，同学们都是自己打工，所以他也来试试。干了几个晚上，他说：“太累了，我要累死了。我妈妈的工作真不容易，还要供我念书。”当时我在北海道一所大学学习，也是晚上去洗盘子，一小时工钱能买一碗面条。我洗的盘子堆得像山一样高。

我还见过日本学生送报纸。日本全国的报纸发行量是人口的三分之一，光《读卖新闻》就发行1100万份。几乎家家订报。订报的人在早上7点30分以前都能看到报纸。日本送报的人早上5点30分起床，而且一定要把报纸送到订报人指定的地方。其苦、其累、其艰难，自不必说。日本有的青年戴着耳环、鼻环、舌环、肚脐环和*环，但他们在工作和学习的时候，绝对认真，精神专注，这来源于青少年时的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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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鼻环、舌环（9）

耳环、鼻环、舌环（9）

藤井的孙子听着使劲地点头，认为我说得对，认为我能理解他们青年人。

我对藤井说：听中国电台报道，中国北京有个“宏志班”。宏志班的孩子都是家庭困难的孩子，或者是父母双亡、或者是只有单亲、或者是父母都是残疾人。这些孩子从小就必须劳动，起码要帮助父母做家务劳动。据电台说：这些孩子为了去北京卢沟桥参观“抗日纪念馆”，没钱坐车他们就走着去；到了卢沟桥，别的孩子有吃有喝，而他们只吃简单的干粮。他们知道父母生活不容易，都尊重父母，都热爱学习，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有的中学生对父母的教育有逆反心理，甚至看不起父母，而宏志班的孩子们都没这个毛病。

藤井爷孙俩听呆了，我连忙说：“吃，多吃。中国菜要趁热吃。但日本青少年不关心政治不好，这是打工所教育不出来的。至于耳环、鼻环、舌环，那无关紧要。”

我喝了一口啤酒，对藤井爷孙俩说：东京原宿车站边上有个公园，每到周六、日都聚集着一批小姑娘。她们不但有耳环、鼻环、舌环，而且奇装异服，头发都染得花花绿绿的。她们集中在那儿，不打人，不骂人，不乱叫，不酗酒，可算是东京的一道景观。她们只是在那儿聚聚，比一比，聊一聊。这和中国的小流氓、莫斯科的嬉皮士、纽约的暴走族、哥伦比亚的吸毒集团有着明显的区别。我对其中4位小姑娘进行过追踪调查。她们不和父母住在一起，都在NEC集团电脑软件公司工作。她们的社长田中先生告诉我：“日本女人心理青春期很长，这4个人都住公司宿舍，有三人有男友。她们每天工作9个小时，脑力劳动很累。至于休息日去哪儿，我不管。耳环、鼻环、舌环、红头发，我也不管。她们工作努力，我非常爱护她们。只要她们心情好，我看头发什么颜色无关紧要。作为中国记者，我建议你也把头发染红，然后用发胶把它们竖立起来。我相信戴耳环、鼻环、染红头发白头发的小姑娘都会喜欢你。她们认为中国记者善解人意，乐于和你交谈，告诉你工作怎样紧张啦，男朋友怎么坏啦，奇装异服多刺激人啦。我可以告诉你这样的理发店在哪儿”。说着他给我画了张图，告诉我坐哪路电车去最快。

我揪起一把头发，作了一个鬼脸儿问藤井爷孙俩：“如果我把头发染红，再用发胶立起来，挂上耳环、鼻环、舌环，夜里去日本人家送外卖，日本人真的不在乎吗？”他们俩大笑起来，把满口饭都喷到桌面上的盘子里。

在这两代日本人的笑声中，我不禁独自感慨：这位叫藤井的日本老兵，他1937年随侵华日军进攻中国，1943年在安徽被俘，参加过在中国的反战组织，1950年回国。他不是政治家，却有着清楚的头脑。虽然他在中国干过坏事，但是他能痛恨那段侵华历史并教育他的孙子，我就感到他很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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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马、虾及山水画（1）

驴、马、虾及山水画（1）

一

据宝珍饭店老板说，镰仓家从前不大订饭，自从我干上外卖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镰仓爱和我聊天，好像是从房子开始的。

镰仓家新盖的小洋楼占地100平米，坐落在东京闹市区的中心。白色小洋楼周围有战前的旧木板房，也有更漂亮的洋楼住宅。有许多日本人，一生的积蓄就是为了盖一栋像样的房子。他们先在银行贷款，然后在10—20年中慢慢偿还。镰仓家有没有贷款，不得而知。

镰仓家的小洋楼不但外表美，内装修也极讲究。日本的建筑师常去国外旅行，世界上所有漂亮的民用建筑设计方案都被他们借鉴来了。但建筑材料却具有日本特色：轻、保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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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耐震。镰仓家大公子和镰仓夫人住在一起，他们听见我恭维房子，却不以为然。他们感觉房子还不够漂亮，在东京只属一般水平。他们说，如果地皮大些。他们想建造更美的住宅，装上电梯，有地下停车场，房前修个小花园和养鱼池。

镰仓家的地皮却是私人所有。他们家的地皮位处闹市，交通方便，所以价值昂贵。

镰仓特别关心中国人的住房。我告诉他据国家统计局报告，1992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8．31平米。他让我再说一遍之后，就瞪圆了眼睛。

镰仓听我说中国现在民房大都是砖结构，广大农村还有土坯盖的房子就感到不可思议。我说北京建筑公司的90％是建筑楼房的，有3％是为古建筑服务的，而为私人建筑平房或小洋楼的建筑队，还没有应运而生。所以民用住房设计公司、民用住房装修公司、民用住房建筑材料设计院、民用住房杂志社、民用住房不动产律师事务所等组织单位目前还很少。有的是千万只伸向国家申请住房的手，千万个因住房紧张而引发的矛盾。

镰仓管我叫“One page”(一页)。他说我到他家一次，中国的天书就让我翻开一页。听得懂、听不懂，他都想听。他说我所说的话，是从任何传播媒介中所听不到的。镰仓在一家生产民用建筑板块墙的公司搞设计。他们公司生产的板块墙里有空洞，夏天能把太阳的热能排出去，而冬天能把太阳的能量储进来。这种调温的板块墙在日本大受欢迎，销路直线上升。他说什么时候中国民用建筑大发展，他真愿去北京服务呢。他说他要和中国的民用建筑公司合作，把太阳能板块墙使用到北京的四合院里。看着他的天真，我乐出了声。

镰仓家预订外卖与众不同，他们打来电话先问那个中国留学生在不在。老板知道，说留学生不在他们就不订饭菜了。老板的态度是：忙时他反对我和顾客聊，而外卖少时，他鼓励我和顾客聊天，聊了才能拉住顾客，里外里他都是为了赚钱。

久而久之，我了解到镰仓的爹也是一个侵华日军。因为他家挂有一幅中国水墨画，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通过这幅画儿，使我了解到许多往事。老鬼子镰仓已经死了20多年了，可我仍然摸到了他的底细。

“家父打中国时是大佐。1945年日本投降前，他的部队驻在江浙一带。”镰仓这样告诉我。“这幅画是家父从中国带回来的。家父说：‘日本兵进村时，中国村民总是乱纷纷地逃跑。有时政府军、八路军也藏在逃跑的人群中。日本兵发现有个人抱着个像武器一样的东西，就抓住了他，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那人没有了头，还紧紧抱住“武器”不放。我们夺过“武器”，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轴画儿，家父把这幅画儿带回到日本。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没人看得懂这幅画上的题诗。挂这幅画，是为了怀念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