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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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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15）

其实，我倒不希望小林勇老头儿当政治家、当教育家、当官房长官，他和我一块儿当临时工挺好的，这样更自由一些。首先他走路的姿势就难登大雅之堂。我常常和他开玩笑：就你这种走路的姿势，当年在北京前门楼子、东四牌楼前这么一晃，人们是不是都吓跑了？他认真回忆后说：

“那要看距离了，800米上下，就是三八枪的有效射程之内，大姑娘小媳妇看见我们‘噌’地一下子就闪进胡同。当距离在100米上下时，女人们都看着地面走。我注意看了一下，地面上没钱包呀。而老头儿、老太太则向我们鞠躬，表示‘敬意’。我们日本人之间见面只鞠一个躬，可他们见了我们没完没了地鞠——他们确实手无寸铁。”小林勇说完苦笑起来。

我对小林勇老头儿说：“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您这种走路的姿势应该改改了，又在自己的国家。”我说：您这种走路的姿势我也可以走出来，无非是行进中双臂在屁股后面左右摆动，而不是前后摆动，两腿叉开，保证行进中裤裆里可以自由地穿行一只狗——这种姿势就出来了。我还对他说中国有句谚语，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70多岁的人也不要紧，只要坚持，一定能把走路的姿势改过来。小林勇者头儿少见地双眼笑成一条缝，以一个老人特有的慈祥对我说：

“我看你是吃多了。”

写完这个章节搁笔之前，我想应该给小林勇家打个电话了。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不能总是每到新年写张明信片吧。日本就像一台飞速转动的大机器，一旦融进去就没时间打电话了。尤其是男人和男人之间。

十一

令人沮丧，老太太告诉我，小林勇先生已经住院半年了，肺癌晚期。

我听了后感到意外，我对老太太说：数年前我们还一起做临时工，一起抽烟喝酒，一起聊天，一起开摩托车四处跑呢，他怎么会病倒了呢？

对面电话里的老太太不出声。

我问她医院的电话，我要把电话打到他床头去。老太太告诉我：“你的心情我理解了，但小林勇先生已经不能说话了。”老太太还告诉我：“丈夫在神志清醒时一再嘱咐：方先生喜欢那几本影集，他没事就来翻拍；我如果不成了，就把它们当成礼物送给方先生，如果他愿意要的话……”我听了老太太的话，心情沉重，一时语塞。

小林勇老头儿突然病危的消息让我感到几分惆怅。我忽然感到这个人不一般。这个活生生的老头儿的出现，丰富了我对一个词汇的认识，这个词汇就是“鬼子”。这说明这个人对一个词汇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原来的“日本鬼子”在我的心目中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仇敌，只有消灭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侵略者，中国才能安宁。真和老鬼子朝夕相处了，才发现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现在的“老日本鬼子”中已有不少人悔过了、认罪了，他们知道自己曾做了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知道，他们青春时代的罪过已经永远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当一个普通人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眼睁睁看着罪恶横行时，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而普通人在某一特定环境下、某一特定氛围里所犯下的罪恶又是多么可怕呀。但当他们集合成一体时就成了我们地球上制造人类灾难的魔鬼！侵华日军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魔鬼。

小林勇年轻时没被中国的抗日力量消灭，于1945年投降交枪，这是他第一次放下武器；过了半个世纪他又虔诚地对中国留学生敞开心扉，彻底地解除武装，这确实是令人欣慰的事。我想关键是后来的人，他们是不是再从地上拾起那些破烂的战刀，再一次把它举过头顶——可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呀。

我不由得想起和小林勇老头儿之间的许多往事。我和他之间还有两件已经约定好的事没办哪：

其一，小林勇要我陪他去北京，他要在前门楼子前照张相——就是他和他的部队扛着三八枪进北京的地方。

其二，他要我陪他去北京张自忠路走走。原因是1940年5月在湖北宜昌，他的部队与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在夜间曾激烈枪战，双方都要抢夺因不投降而自杀的张自忠将军遗体。在这次争夺战中他的腿部和耳朵中弹。日军抢张将军遗体的目的是要用来开追悼会，鼓励日本士兵学习中国将军宁死不屈的“武士精神”。后来张将军的遗体被中国政府军抢去，双方死伤惨重。认识小林勇老头儿我才知道，原来天下还有这样的新鲜事儿。

回国之前，我最后去了一次富士山。小林勇先生的新墓碑立在他家族的墓碑之中。我把沿路采摘的野花放在他的墓碑前，又打开从东京买来的北京二锅头酒从他的墓碑上浇了下去。石碑的颜色立刻浓重了。我想，也许侵华老鬼子小林勇先生知道我来了。闻着呛人的酒味，我自言自语说道：“这是中国老百姓爱喝的酒，这种酒能愤怒地燃烧，也能友好地微笑。小林勇先生，1937年你在中国喝过这种酒吧。再见了，我要回北京了。”

我站直身子，向小林勇的墓碑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我想，中国人对有悔过之意的日本老兵是宽宏大量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1）

白雪红旗（1）

一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其实我并不具备写作的才能。

搜肠刮肚，扪心自问，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我写下去。

我要告诉人们些什么呢？

如果日本人像德国人那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动笔吗？我的喋喋不休还有人听吗？我写的东西还有人看吗？我的书还会有价值吗？

有一本书上说人有三种能力是努力奋斗的源泉，这三种能力是：爱情驱使力、创造力和逆境反作用力。是什么使我拿起笔来？我感到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在驱使着我。

二

全日本有中国官方的11家报社、通讯社，另外还有留学生自己办的7种报纸。中国在日本的记者人数大约在60名上下，在日本大学读书的公费、自费生有3万人，其中不乏佼佼者。只要他们之中站出来一个，我就自惭形秽。如若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写鬼子的话，就一定比我写得好。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本人才疏学浅，也可能功夫不到家。我在日本众多图书馆内那烟波浩渺的书海里，还没发现一本采访今天老德国鬼子、老日本鬼子生活的札记。只有一本奥地利著名新闻记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写的《生而有罪》，还是对纳粹子女的访谈录。

我是在日本东京读到的这本书，备受感动之余，不免产生疑问：目前仍然有几十万当年参战的德国鬼子活着，为什么不去采访他们本人呢？难道纳粹子女的所思所想，会比50年前在欧洲制造过骇人听闻的人类惨案的德国鬼子本人更重要么？

欧洲记者在想什么呢？

我如果能去德国，仍然半工半读。我还从洗盘子、送外卖、拆房子、擦皮鞋、送报纸、背石头、通烟囱做起。我一定能采访到当年的德国鬼子。两三年后，我一定能交给您200张照片和20万字的采访札记。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去德国采访，那么，他的第一个调查写作单元应该叫“街坊”。当年德国纳粹把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四合院里的“街坊”们都祸害了一遍。《生而有罪》的犯罪感正是由于德国和周边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纳粹子女才受到来自于父母罪行的影响。而日本人没有德国人那种犯罪感的原因是：日本人与“街坊”隔着漫长而浩瀚的海峡，“街坊”的愤怒需要记者才能传真过去。

三

我的写作意图确实很多，但这些“意图”又确实很难实现。我不能不面对现实，我不能不脚踏实地，我确实没机会去德国通烟囱了，尽管我本人十分想采访那些当过德国兵的老人们。

当新世纪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时，许多侵华日本士兵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他们回味侵华战争的血腥吗？他们忏悔自己的罪恶吗？他们思考对未来的和平贡献力量吗？他们要把侵略他国时所犯下的罪恶悄悄带进坟墓而不警示后人了吗？在连老鬼子本人都不忏悔的情况下，他们的子女会很好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以及他们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吗？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我在日本留学6年，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深入采访了十几位侵华老日本兵。借助他们自己的言谈，他们的日记，他们提供的战争期间的照片，他们从中国劫掠去的文物，向世人揭示他们今天的内心世界。

我正是抱着这种意图，拿起笨拙的笔，写出这本《我认识的鬼子兵》。

四

我不怎么爱看伟人的传记，我很喜欢看普通人的传记。原侵华鬼子兵们也是普通人，和你我他一样都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是构成复杂社会的基础。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什么样的气候里，才使他们变成为残酷无比的魔鬼的呢？这正是我想研究的内容之一。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2）

白雪红旗（2）

只要您去采访当年的老日本鬼子，就会惊讶地发现，当年的老鬼子们不过是一群开机床的、种菜的、送信的、做木匠活的、开饭馆的、修铁路的、教书的、敲锤子的、当会计的普通劳动者，总之和你我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但就是这些普通人的头脑中，却曾被灌输进“为天皇圣战”、“武士道”、“大东亚共荣”、“高贵的日本大和民族要解放愚昧的亚洲殖民地”、“保卫日本国海外领地”等等、等等军国主义思想。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思想润滑了当年侵华日军的疯狂车轮，是这些罪恶的车轮碾碎了多少中国人的美好家园。甚至这些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至今阴魂不散，仍盘踞在日本社会一小撮残渣余孽的头脑里，并不时兴风作浪。不警惕他们，就不能根绝这种罪恶。也只有批判他们，才可能避免50年前那场战争悲剧的重演。

在日本报纸上不难看到，全世界都在追踪德国纳粹的老军官，即使他跑到天涯海角，即使他躲过了50年，也要把他抓回来送上法庭。我关心的不仅是党卫军军官，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这点我早已清楚了；我还关心的是那些大头兵们，那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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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索往丹娘脖子上套的人，那些用枪刺扎入手无寸铁者心脏的人，那些对准别人母亲的头扣动扳机的人，那些打开毒气开关，把成千上万难民毒死的人，那些*被侵略国家少女的人，那些开着坦克把民房轧平的人……

我关心的是那些人今日已经认罪，但是仍然遮遮掩掩，讳莫如深，甚至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

日本国有数十万当年的旧军人活在今天，德国也有数十万当年的旧军人活在今天，他们今天在干什么？生活得平静吗？他们今日的心态如何？

五

日本的图书馆不能说不先进，资料不能说不丰富，信息不能说不充分。全世界的作者在日本都有立足之地，全世界的记者、作家都有在日本图书馆亮相的机会。

偶然，我找到一段描写苏联老兵访问德国的文字，这让我兴奋异常。文字不出一百，出版在《亚洲周刊》。短文这样写道：“‘胜利者挨饿，战败者却得到幸福，我心里非常难受。’——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齐涅曼。他曾随部队从斯大林格勒打到柏林，去年重访了当年被炸成废墟的西柏林，最近接受记者访问，感慨万千。”

找不到有关德国老兵的文字，让我不甘心。终于在长达一年的业余时间内，又找到了一段短文：

“吊死卓娅的德军师在强大的苏军反攻面前无力抗争，在西伯利亚的冬季，无燃油，成群的坦克变成了一堆堆废铁，上万官兵无粮食，无御寒衣服，无后援，便提出投降。但是苏军总指挥部说：‘我们不接受吊死卓娅英雄的德军投降。’炮声，雷霆万钧的轰轰炮声，代表了苏联人民对德国侵略军的无比仇恨。”

后来这支德军部队的德国兵不但打出白旗，而且躺在地上“挨打”。这支缴械的队伍，后来随数万德国官兵一起，从西伯利亚走回德国，途中因没有粮食，没有御寒衣服，有80％的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没有一个作家描写过这次“长征”，只有苏军随军记者，用手摇摄像机拍下长达8分钟的电影胶片，记录这些人行军的样子。这段电影胶片在日本所有的图书馆内都能看到，它被编排在《20世纪的世界史》（1945年）的内容之中。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3）

白雪红旗（3）

这段胶片，我至今印象深刻：

风雪交加，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一间屋里生着暖和的火等他们进去休息一下；没有一杯热咖啡，没有一张女人微笑的脸。这些德国兵没有鞋，他们用军衣裹在脚上，缠在头上，扎在腰上，把身体尽可能地缩到衣服里；时常有人倒下，倒下的人在风雪弥漫中一会儿就被厚雪掩盖上。

进攻苏联时，这些德国兵多威风呀，满天是黑鸦鸦的飞机，地面是一眼望不尽的坦克、战车、大炮、摩托、卡车、漂亮的军装、闪亮的钢盔。他们返回时却在饥寒交迫中跋涉了4个月才走回老家。而且留下一路的尸体，一路的悲伤。

这段历史胶片很有意思，它用超过文字百倍的直观效果告诉人们：“苏联人对于战败的德国人是绝对严酷、严厉的。”这种严酷、严厉中国人没给过日本人，如果日本人有良心可以回想一下。不管是人民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周恩来，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给予日本的都是以德报怨。中国人没有对不起日本人的地方。

我在日本6年，没找到采访德国兵的文字，却惊讶地从日本三大报上20多次看到当年的日本兵公开宣称永不忘记中国宽大政策的事例。我都一一做了剪报。我就喜欢这些让中国人读了心里热乎乎的东西。比方最近的一次，是发表在1996年12月5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撰稿者是一个73岁、叫竹市弘、居住在爱元县一宫市的老人。竹市弘在文章中说：“最近香港报纸报道了中国政府的舆论调查结果：中国人最讨厌的还是我们日本人。战后50年，我们日本人仍然被讨厌，这让我心情不能平静。战败以后，当时中国方面有这样的口号，‘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决不能虐待日本人’。中国当局对我们的宽大待遇，至今难以忘怀。反过来想，我们这样宽大过中国人吗？”

六

在庆祝抗战50周年之际，我在日本和中国国内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采访今日侵华日军老兵的文章。有个曾在《北京青年报》当过记者、现在在日本把中文报纸办得热火朝天的老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伙计，我在日本8年，怎么连一个鬼子都没遇见？”我说这和你坐电车时老闭眼养神的习惯有关。你稍微睁睁眼，就会惊喜地发现眼前就站着个鬼子兵也说不定。

这位朋友后来回忆起曾经在加油站打工时，一位日本老人天天给他买几瓶汽水。原因是，1937年在北海后身，天天免费喝中国人做的酸梅汤！我说：“看看！看看！不简单吧？你还说没有？”卢沟桥事变，土话：北海后身，白喝的酸梅汤……不那么简单吧？

我和他讨论了采访目前仍活在日本社会里的鬼子兵的可能条件：

要有新闻敏感，但不一定是记者身份；有不忘屈辱史的正义感；有广泛的社会机会，但不一定是职业记者；有为人随和的交谈方式；有锲而不舍的采访习惯，但不能采用正规方式采访；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有送“外卖”的职业，它能消除警惕；笔译的能力也不可轻视；有写作的习惯。具备以上条件，就完全有可能采访到原侵华日军的老鬼子兵。

我对这位老朋友说，我在打工过程中就曾和十几个老鬼子打过交道，甚至跟其中几个人一起工作很长时间。有的虽不在一起工作也是天天见面，有的人不愿谈过去，我就旁敲侧击，我一周问一个问题，一年就可以提50多个问题，最终可以了解到许多情况。最短的采访对象虽只交谈了45分钟就“炸”了，但对方暴露出来的思想，却是发人深省的。本人无采访动机而偶然遇见的鬼子也不少。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4）

白雪红旗（4）

我每天去游泳。在我的游友中有个老太太，她作为原日本兵曾在中国东北呆过三年。她对我说：“战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穿上了军装。”后来，老太太对我说：“听咱俱乐部的人说你是外国人？”我说是呀。她说：“怪不得你问我那么多问题呢，还没有一个日本年轻人这样详细问过我。”

我说：“我最想问的问题还没问过你哪！”

老太太眯起小眼睛，问我是什么问题。

我说是关于性的问题：“战争时日军女兵的性是属于自己，还是属于国家，属于军队？还是属于上级？”

我问得很抽象，但老太太听懂了。她驼着背昏花着老眼想了想，又眯起小眼睛回答我：“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从我遇见这个原日军女军人起，我就一直想写一篇题为“侵华战争中的日军女兵”的论文。原日军女军人这个领域，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涉及过的领域。我对二战中“女皇军”在日军中的数量比例，她们的军事作用、社会地位、她们的性问题以及她们与今日日本自卫队中的女性的比较，很感兴趣。

写这样的论文非常困难，要查阅不少原日本文献档案，并且要访问至少多名原日本军女兵。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的分支，眼看着就没人去填补空白了。有的时候，光有“意图”是不成的，它离现实还差十万八千里，实在遗憾。

我遇见一个看传达室的老头儿没当过日本兵，他是个拐子，小儿麻痹症所致。他说：“那个年代，我也很想去外国看看，可惜不要我。看着他们舞刀弄枪、威风凛凛地出国了，去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真羡慕。可惜若干年后，他们之中不少人没回来，回来的人，不少身体状况还不如我呢。”

各种各样的人，怎么会采访不到？

作为正式记者，采访极困难倒有可能。因为老鬼子们一听“记者”两个字就摇脑袋。

七

为什么会摇脑袋？这里有一种什么样的潜意识存在着呢：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悄悄地潜伏在日本国民的心中呢？它怎么会在暗中左右着日本人的言行呢？

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消散了半个多世纪，曾经敌对的国家相互缔结了和平关系，战争的是非、功过已大白于天下；但是只有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幽灵仍然在公开游荡。总是不断有人试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为日本血腥的侵略史涂脂抹粉，甚至把昔日的战争狂视为民族英雄。国会迟迟不肯作出公开谢罪和通过不战决议。

这种异乎寻常的顽固与反动经常使亚洲各国人民感到愤慨和难以理解，同时也成为当代国家关系的一大障碍。实际上，日本人给世界制造的难题植根于其民族特性，而不是仅仅由于一个保守的政党和一些愚顽的政治家。如果我们考察日本社会的历史也许能解开人们的某些困惑。

当代日本国家是从1876年明治维新开始的。在打倒幕府、树立天皇的运动中，日本特有的武士阶层起到了核心作用，并在随后成为新的领导阶层。尤其在作为国家对外殖民战争支柱的军队中，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应当记住20世纪前半期的日本社会里，军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武士道”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它表现为绝对服从命令、名誉胜于生命、尚武、忠君等等。

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在1946年出版了名著《*与刀》。该书被用作向美军官兵解释日本社会的军队用书。该书指出：日本人重视“羞耻”文化，而不是注重“罪过”文化。就是说，做错了事只要不被发现，就算不上什么耻辱，因此沉默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在这样的信念指引下，军队在异国他乡烧杀抢掠只是增加了他们的荣誉，而在战后的岁月中又竭力掩饰历史事实。所以，回避罪责，接受采访时他们摇脑袋，似乎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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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红旗（5）

白雪红旗（5）

对日本来说，很难谢罪，谢罪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顶多是道歉，就像损坏了邻居的桌椅而说声“对不起”。

不能面对历史的真相还有另外一个深刻原因，那就是从一开始真相就被掩盖起来了。直面历史就像打开潘多拉的魔盒，种种问题都要涌现出来。和德国不同，日本人没有一个“纳粹党”可以谴责，也没有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希特勒可以向他推卸一切责任。这样，谴责历史，就是谴责他们自己。

在战争末期，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像天皇一样，穿着黄军装，准备殊死一战。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出于和平改造日本的需要，决定保留作为国民象征的天皇，并不予追究他在多年血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于是，美国人决定不向天皇提出任何问题。更有极端右翼组织在努力消灭任何敢于打破沉默的人。战后的日本就在对战争真相掩盖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并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

今天，日本在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又想步入政治大国的行列。他们连做梦都想着在联合国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每年“八?一五”那天日本政界都参加“我们都来参拜靖国神社”的运动，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挑战。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强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又慢慢抬起了头，蠢蠢欲动。他们为了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左手挥舞教科书，右手指着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脚下往靖国神社大门里迈，屁股往军国主义的板凳上挪，背心前印着“多给慰安妇钱”，脑门上粘着“南京大屠杀是胡说”，嘴里扬言“日本不能自虐色彩逐年增加”。少数日本人在各国人民心目中的丑恶形象，我感到是日本人中的少数右翼分子自己树立起来的，并非世界各国人民无端渲染。

对于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我当然不可能有机会去逐一采访。我接近采访过的只是十几个原侵华日军老兵或被中国人称之为“老鬼子”的人。我只不过把他们的言行如实展现给读者。我个人认为老鬼子的多数人是有悔罪表现的。他们的思想无疑受到过战火纷飞的影响。那些血腥的残酷场景，留给老日本鬼子的印象是深刻的。

在接近鬼子、采访鬼子的过程中，当一个老鬼子用忏悔的目光看着你说“我对不起中国人！”时，实实在在是感动人心的。承认罪行、承认错误，忏悔，这种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以为实实在在是难得的。我还没见过有关德国人的报道，但是德国人肯定有这种行为，而且是具有普遍性地存在着。那么，日本人的认罪行为为什么不具备普遍性呢？尤其是他们以群体方式出现时，个人的是非观念就完全消失了。

八

我一直以为日本是一个“要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群团体（这个“别人”当然不是日本人生活圈子之外的人）。脸色之重要，甚至到了不管是非、对错的地步。

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翌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就向日本发出呼吁：早日投降。但当时日本天皇要看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首相、外相、陆海相、陆海总长的脸色。这些人也要看天皇的脸色。他们一会儿要“本土决战”，一会儿又要“国体维持”，就是不愿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之后，才是美国人8月6日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在这期间，日本人的决策者们一直碍于各种面子吵到“八?一五”前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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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红旗（6）

白雪红旗（6）

我在日本生活多年，感到一个日本人与外国人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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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他是平常人，和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阿根廷人、索马里人一样，亲切、融洽、理解、自然，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当他以一个团体成员出现时，他就变成了有国籍的日本人；那时，他干什么事都要服从团体的意志，或者说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岛国国民正像汪洋里的一条船，他们必需团结一致。不论到大海里捕鱼时应付风浪或者到大陆架国家去抢东西或者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等等，不团结就什么也干不成。

“团结”可以使一个民族成为经济技术大国，“团结”也可以阻挠一个民族迈入世界政治大国的步伐；“团结”可以左右个人为团体的利益而不承认错误，“团结”当然也可使人在铁的事实面前信口雌黄。似乎“团结”的力量还可以掩饰战争的罪行。那么面对采访的询问摇脑袋还奇怪吗？

但是摇脑袋也无碍大局。

中国人在日本办的一家报纸《中文导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纪之交的中国与日本”的文章。文章是该报记者孙江于1996年10月采访日本静冈县立大学讲师茂木敏夫博士的记录。茂木敏夫博士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在采访中有这样一个回答，引起我的注意。

茂木博士说：“在我看来，中国人有个错觉，以为日本社会右翼势力正在勃兴；其实右翼在日本仅占极少的一部分，战后日本已走上了*国家的不归之路。”

以上茂木博士的讲话，我认为是实情。从广义上讲，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看法。纵观历史，横观历史，展望历史的走向，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外都是让人嗤之以鼻的势力。中日建交25年来，走过了一条坎坎坷坷的道路。在光明的前途面前，有谁能说它是在走回头路呢？

九

然而正义在某一局部时空范围内会让邪恶占上风。近几年，每到“八?一五”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后，总有一伙子当年的鬼子，穿上旧军装，扛着三八枪，在自己家门口向亚洲各国人民挑战。1995年8月16日上午11点10分，我在东京的靖国神社追着这些老鬼子问：“喂！我是中国人。你们敢不敢穿着这身衣服去趟汉城或北京卢沟桥？”这些老军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敢”这个字。他们中间有一个老鬼子对我说：“嘿！你小子别在这儿开玩笑啊。”

我说：“这事还能开玩笑？你们谁穿这身衣服去，我情愿给他出机票钱，并陪同采访。”我估计如果有谁去韩国汉城的话，返程机票就不用买了，那里的人火气都比较大。

这些地地道道的老鬼子们面面相觑。

如果在半个世纪前，我的脑袋立马就搬家了。这帮老鬼子谁都可以办这件事，杀我就像杀只鸡一样。可今天确实不成了，靖国神社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中、大庭广众之下。想复活军国主义是可以的，但立马再杀中国人还是不行。前面讲了，日本到底是个法律社会、*社会，而且我过期的记者证就挂在脖子上。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越是小报社前面越爱加“中国”两个字，别看它小得没人知道，发行量之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可出国就不一样了。这帮老鬼子挎着大洋刀、扛着三八枪、扎着武装带围过来看看我的记者证，都说：“这小子是中国记者！不要回答他的任何提问！”

他们躲着我，回避我，怪不怪？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7）

白雪红旗（7）

我那次采访一直得到一名日本警察的关照。他老跟着我，所以一些日本流氓也不敢怎么样。那位警察姓吉田，46岁，领章上有三颗星。他埋怨我：“你们中国记者来采访，一定要事先通知东京警视厅。万一你们出现危险多不好。”我非常感谢吉田。他说：“从你进靖国神社后把记者证挂在脖子上，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他一边领我参观靖国神社，一边对我说：“昨天一个韩国摄影记者和两个日本流氓发生了冲突。那韩国人简直不要命，他抄起照相机要当手榴弹扔……”

靖国神社整体呈一斧状，由东向西横卧在靖国大道一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高25米的青铜制牌楼，再后是现代日本陆军创始人和靖国神社创建者大村次郎的铜像。参拜步道的左侧是一停车场。这里除停放参拜者和旅游者乘坐的车辆外，更多的是从日本各地进京鼓噪的各种右翼势力的黑色宣传车。靖国神社可以说一直是日本全国各种右翼势力的聚会地和避风港。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墨黑色宣传车喇叭里传出来的震耳欲聋的歇斯底里喧嚣，我大声对吉田说：“中国人不知道这里的情景！”

吉田不相信，他在我耳边喊：“真的么？”

我说：“转播这样的电视新闻画面，让中国人民看上一分钟，就比我的命值钱。我不怕死。”

吉田站住了，他绷着脸严肃地把我的记者证摘下来，放进我的口袋里。

我说：“你们日本国有的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胡说，看看这个场面，不是再现了1937年日本兵在南京的猖狂吗？”

吉田又站住了，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不是政治家，我是警察。一小时后我就下班了。我已和我上高中二年级的女儿约定了去吃生鱼片。我的工作是：上岗期间别有人在这里找外国记者的麻烦，这就成了。至于日本民间团体在这儿唱什么，叫什么，喊什么，这与我无关。他们的行为没有违犯日本国法律。”

吉田警察一直陪我走出靖国神社。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他松了一口气。他对我招招手说：“再见。”就在他要转身的一刹那，我说：“我还想进去转一圈。”吉田一脸的困惑。他皱着眉头，摊开双手说：“我要下班了。”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除了年年“八?一五”都去靖国神社外，还去一个叫涩谷的地方看看。涩谷位于东京的闹市区，这两个地方都是右翼分子的聚会地和避风港。

如果说靖国神社是政治家表演的场所，那么涩谷就是民间右翼团体表演的地域。在涩谷街上四处停着黑色宣传车，他们把声音开到最大，叫嚣：“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胡说，桥本首相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是怕中国，再不去就不让他当首相！”

写到这里，我只想以亲身目睹的感受告诉同胞们，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件说说而已的儿戏。警惕未来，勿忘“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政治口号。

这些年，不光民间，政客中做丑恶表演的也不乏其人。

1985年，当时在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1986年，文部相藤尾正行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

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说：“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

1990年，运输相石原慎太郎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8）

白雪红旗（8）

1994年，法务相永野茂门说：“把太平洋战争说成侵略是错误的。”

更有甚者，以参议院议员板垣正为首的一些人，面对一位曾为日本军队做了8年*隶的韩国老妇人，反复向她发问：“难道你没拿到钱吗？”老妇人抗议道：“50多年前你们污辱我的肉体，今天你们还要污辱我的灵魂吗？”

在日本，我看了这些政客的讲话，一种受屈辱的愤怒油然而生：都过了50多年了，他们怎么还想任意欺辱亚洲各国人民呢？！与此同时，我正在东京半工半读送外卖。我仔细寻找我们店的客人登记表中有没有这几个政客的名字。如果他们订我们店的“中华拉面”，我送去之后一定会非常礼貌地问：您是参议员板垣正吗？只要他回答是，我立马把热气腾腾的拉面从他头上倒下去，不管他是秃头还是分头，不管他穿的是西服还是和服，让他知道知道热气腾腾是怎么回事。

十

如果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个民族，从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并试图掩盖它，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那是日本人嘛！其实一部分日本人实际上是知道自己的丑恶之处的，不过在未来的人类社会生活中，他们还会固执地把丑恶的表演进行下去。他们不把自己摆在反面教员的位置上，是不甘心的。我们这个世界需要反面教员，日本人毛遂自荐地包揽了这一任务。

对于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兴风作浪也是一样，批判他们就成了亚洲各国人民及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要任务。而且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

写到此时，我本想应该休息一下了，今天是1996年10月13日，星期天。我随便翻翻今天的报纸，又生一脑门子气。《每日新闻》上发表一条新闻，题目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诸位看看， 山静六官房长官又在大放厥词。我没办法，只好继续拿起笔来。

那么，靖国神社到底供奉着什么人呢？

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为天皇战死的近三百万个亡灵。其中除14，000多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之外，其余都是在对外侵略扩张战争中战死的。

具体情况如下：

中日甲午战争中战死的有13，619名；出兵台湾等地战死的有1130名；*“义和团”战斗中战死的有1256人；日俄战争和*朝鲜战死的有88，429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出兵西伯利亚等地战死的有4850名；“济南事变”（即日本出兵我国济南）中战死的有185名；“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有17，161名；“日中战争”（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有万人；太平洋战争和亚洲其他战场战死的有89万人。

令人愤慨的是，1978年秋，一些人竟偷偷地把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重刑的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牌位塞进了靖国神社。他们把这些战犯称做被“联合国单方面处死”的“所谓战犯”，他们称这些人是“昭和殉难者”。这14名甲级战犯中有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材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这些人都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呀！

●山静六居然敢说：“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

我找不到参议员板垣正、●山静六这样的丑恶表演者，所以热气腾腾的面条一直没机会“迎头倒下”。没办法，我只好拿起我的笔来。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意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