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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 最后的军礼（7）

最后的军礼（7）

50年前的8月，金井正像其他侵华日军官兵一样，放下三八枪，举起双手投降。他们在苏军的枪口下掩埋好战死者的尸体，踏上奔赴西伯利亚的路途。

五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八?一五’，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用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边上站的，都是我们关东军士兵。他死后，我们用木头扎成担架把他从山上抬了下来。”我第一次看到杨将军的照片。

金井问我：“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当时我们关东军士兵用木杠子扎成担架，把阵亡的杨将军抬下山。遵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日军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腹腔——严密封锁了几个月，冰天雪地，弹尽粮绝，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吃什么呢？当我们的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胃时不由得惊呆住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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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全是没消化的树皮和草根。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让就近的关东军部队都来看，强迫附近的中国居民来看，押送监狱里的中国人来看，告诉他们：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告诉他们：抗日联军已经被消灭了，只有服从日本军当顺民才是惟一出路！但我总感觉杨将军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了，他作为共产党抗日军人的形象已经植根于中国国民和我们日本士兵的心中。”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的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3000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在苏联俘虏营，有一次苏联军队官兵检查我的背包时，不问青红皂白先给我一个耳光，然后问：‘这是谁？是不是日本军人？’我回答：‘这位是中国人，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听了这话苏联军人又给我一个耳光，还给我照片。我不明白他怎么总打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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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军礼（8）

最后的军礼（8）

“当时关东军发下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庆祝胜利——终于消灭了杨靖宇的抗日联军，可我当时看着这张照片心里一直很沉重。当时我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加上警察大队共2万5千人围剿杨靖宇的部队，时间是1939年10月至1943年3月。我们在吉林、间岛、通化，组成‘三省联合*队’围剿杨靖宇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3000人。当时，我们日军和满洲国军为了‘治安维持’砍伐森林，把山地开出自动车道路，这样我们关东军就可以坐在卡车上机动迂回了。由于机动力的增强，抗日联军可以利用的自然屏障范围越来越少，我认为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为了分清游击队和一般居民，把可能帮助抗日联军的村民全部强制转移，把村与村之间全部钉上栅栏，派军警守备，让弹尽粮绝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孤军苦战。我们关东军还派人对杨靖宇软硬兼施，可他硬不投降。1940年2月，我们关东军终于把战斗到最后一刻而死的杨总司令从山上抬了下来。有这样的将军，有这样不屈服的精神，我们要统治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谈何容易！”

看着杨靖宇将军的遗容，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对金井说：“如果历史能够翻回去，我要跟着杨将军的部队走，和你们拼到底！”

金井老头庄重地点点头，说：“我懂，我懂。”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先民众之苦而苦、后民众之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儿，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动情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惊讶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今天是‘八?一五’，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在这整整一个世纪中，有一半时间是中国军人与日本军人之间进行着侵略与反侵略的格杀和较量；战争与和平的实施从来都是通过普通人的手而最终实现的。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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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遗梦（1）

山西遗梦（1）

一

我在报社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日子，应该算是在《读卖新闻》北京支局工作时的一天，这一天上午：日本记者让我给巴金先生家去电话，问他：如果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将作何感想。

这一天下午：和日本记者一同去北京西单商业部大楼三层，采访商业部长胡平先生，请他预测一下，将来日本的商业集团是否可以步入中国经济领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这一天晚上，在北京多味斋饭店采访刚从县大狱刑满释放出来的8位北京青年。问他们新生活的现状，和对将来的憧憬，政府是否帮助他们。

这三批采访对象实在有意思，文化层次、社会地位、教养文明大相径庭。巴金先生儒雅可亲，胡平部长严谨慎重，而8位北京青年则豁达随便。

当问到“各位能否说说，进监狱前犯过什么罪？”时，8位青年脸色顿时由晴转阴。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说：“哥儿们！你转告日本记者，再问类似这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就颠儿丫子啦，咱哥们儿可不是没见过吃喝的人物。”

这是我采访工作中遇到的第一次尴尬。

我没学过新闻专业，但只这一次尴尬，就使我体会到“采访”的艰难、非同儿戏。尤其是采访连被采访者自己都认为是不可告人的“隐私”时，就更难。

采访原侵华日本军老兵，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包括日本记者去采访都会遇到很多困惑。“侵华战争就是犯罪”，这实际上是全体日本国民的鲜明意识，尽管他们的表现方式分为两种：忏悔——认罪；瞎编——抵赖——不认帐。对当年的日本兵而言，尽管罪恶的产生有其历史、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但向别人谈及罪恶时，都是竭力回避的。因为，所谈内容不管被哪一位记者发表了，都可能导致要承担法律上或道义上的责任。因此，老日本兵宁可把罪恶带进坟墓化做泥土，也不乐意向任何人提及。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家庭，有机会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有机会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三教九流，形形色色。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当年的侵华日军在日本大约还有30—40万人活着。他们已是老之将至，疾病缠身。按照自然界的生存规律，他们正像初冬野外的荒草那样逐渐枯黄、凋谢。他们从中国土地上带回去的罪证，将随着他们一一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所以，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弄到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采访、了解侵华老军人要求我第一要随和，第二还是要随和。只有随和才能随便聊天，才能建立友谊，才能放松他们的戒备。而采访当年杀人放火的鬼子又不能带上录音机、照相机和笔记本，因为采访“光荣”和采访“罪恶”会有不同反应。谈话中许多重要的数字、事件、细节、时间、地点人物，急需记录下来时，我就用开发票的笔，把关键内容简要速记在工作服上，下班之后，再详细誊写到笔记本上。我可以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在袖子、裤腿上漫不经心地写字。有的老鬼子对我的行为表示警惕，我就只谈不记，专神倾听。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山西遗梦（2）

山西遗梦（2）

饭店的工作服一周洗一次，由洗衣店取走。我的工作服由于长期作记录，所以很多部位呈黑色。工作服常洗，字又常写，所以我的外卖服总也洗不干净，斑斑驳驳，黑白相间。

人即使有很好的记忆力，也比不了潦草的笔记。毫不夸张地说，是我的工作服帮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任务。

本章“山西遗梦”中的独臂铃木老头儿，就是我在送外卖中所结识的众多人物之一。

二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订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堆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

“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我看了几十年，总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儿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面对鲜花和绿草，我不知感叹过多少次。

一次，给铃木老头儿送饭，面对他办公室周围的绿化环境，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风沙。

北京这十几年绿化是有成绩的。树木多起来了。但街道、胡同、城郊许多地方，到处可见裸露的土地。有些街道上不但少花也少草。清洁工人们看见有野草也要用扫帚另一头的小铲子把野草锄掉。那些被锄掉的绿色植物，如果叫戈壁滩上的骆驼看见，它该有多高兴啊。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口干舌燥，在金黄色的戈壁之海上开了几小时车时，天边突然出现了一抹绿色，那是多么令人兴奋呀。再开半个小时，就可见到一个村庄。村庄里有水、有草，有牛也有羊，当然更有我们维族兄弟姐妹们——绿色，就是生命呀！不种草便罢了，为什么要把城里的野生绿草锄掉呢？

铃木老头儿看我望着满街的花草发呆，就从办公室走出来：“小伙子！我的面条！”他摇着脑袋走到我的面前，我急忙从箱子里拿出面条连声道歉，一路小跑把面条送进他的办公室。我的道歉绝对是日本式的，铃木老头儿喜欢。他少见地把一双老眼笑成两道缝，金色的阳光洒满他的全身，洒满东京的街道、房屋，洒满街道两旁的花草树木，使绿色植物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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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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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遗梦（3）

山西遗梦（3）

老头儿站在街道边看着我，他的一只独臂握住裤带，高声问我：“你刚才看着街道两旁的花草发呆，我在办公室里看见了，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发呆吗？想家了吧？”

我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请您吃面条吧。”

铃木老头儿说：“不忙，你告诉我，我再去吃。”

我说：“我看见东京的绿色真好，北京起风时无数的骑车人都眯起眼睛，风把土吹进人们的鼻子、眼睛、头发，钻进衬衣、钻进皮肤每一个毛孔里。衬衣是脏的，皮鞋是脏的，风尘大时天昏地暗，连街道两边的建筑都看不清。”

铃木老头伸出一只独臂比划着：“种树、种草、种花呀。冬天，草枯了也可以保持住植被，我们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勤奋、再勤奋！东京没有裸露的土地。”

我说：“我回国后真想找北京市长，让那些绿化队、清洁队的年轻工人分批出国看看。让他们随日本绿化队工人们勤工俭学，那该有多好。可这些绿化队、清洁队的年轻人真的来了，住在哪儿呢？两个月的研修学习，日本政府会300％地支持。我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工作过，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签证，我闭一只眼一看，就知能签不能签。可住宿就难了……”

铃木老头儿哈哈大笑了起来，金色的阳光使这个独臂老人的笑容充满慈祥。他用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摇着说：“你想北京的风沙、花草，你就不想我的面条！我要给你的老板打电话，你小心一点。不过，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年轻人真来的话，请一定住我家，免费。一年6批，每批可住20人，一年120人，两年240人。日本的劳动者和中国劳动者互相学习，这很好！如果真能有机会为中国人做点事儿，我很高兴。”

我说：“如果真能来，他们都会像我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他们真能来的话，北京裸露的土地会越来越少，绿色会越来越多，那该有多好哇。”

金色阳光下，我和铃木都手搭凉棚对东京的街道极目远眺起来，那错落有致、鳞次格比的建筑旁，绿草和鲜花像运动着的少女躯体一样延伸，真美。

突然，铃木老头想起了什么：“面条！我的面条！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小伙子们来了，如果都像你似的就麻烦了！这次我一定给你的老板打电话！你等着！”他一只手提着裤子急急向办公室跑去，他真的生气了。

可是，他并没给我的老板打电话告状，而且第二天他又打来了订面条的电话。这次我一点都不敢怠慢，一路小跑，毕恭毕敬。我悄悄斜了他一眼，刚好和他老花镜上面的目光撞上。他嗔怪道：“送面条就是送面条，不能想风沙。”

我急忙说：“是，是，是。”

三

尽管铃木老头儿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运动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

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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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遗梦（4）

山西遗梦（4）

当时指挥官集合部队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中国。

7月26日，我军部队攻占廊坊，并袭击北平广安门驻军。27日，我们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并配备三个团炮兵、百余辆战车、十几架飞机协同作战，进攻南苑。我们遇到29军驻南苑部队的坚决抵抗。29军佟麟阁副军长、132师赵登禹师长战死。我们日军迅速作了通报，大大鼓舞了士气。那年我17岁，记得清清楚楚。

与29军的战斗，我们连队战亡十几人，但我幸运得连伤也没有。1937年8月8日，由于宋哲元指挥的29军撤退，我们开进北平。当时北平的古老建筑群给我印象深刻，它与日本的古建筑相比较，不但宏大而且雄伟，体现出中国皇帝的权威。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1000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才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当时我们真是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安，精神紧张。每天不是应付游击队，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八路军和地方军的进攻，而且要想办法找到那些部队，正面作战。只要他们摆开决战的架势，我们坦克部队、飞机和山炮团就能跟上来，但总找不到这种机会。

当时的大军官有大米饭吃，而后援部队不敢轻易运来粮食，所以我们饿得眼前发黑，连草都想吃。进村去找粮食，村民都跑了，墙上写着反日标语。军官训话说只有消灭强硬的抵抗部队，中国国民才会老实。我们勒紧裤带齐声高喊：“要歼灭敌人！”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驱赶到一起的100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两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儿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从孩子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着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地叫喊。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山西遗梦（5）

山西遗梦（5）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儿也干掉，“浑蛋！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儿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的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着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100多村民全部被我们300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混乱，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

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了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

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四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儿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当时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五

结果，东边的田中和西边的田中一块儿给我们饭店打电话。东边的田中告诉老板：“我今天根本没要拉面，他给我送来两碗。”西边的田中说：“这哪里是拉面，这是两碗浆糊！”

中曾根家的饭没送错，可他也给老板打电话：“错了？没有！订什么他送什么，对极了。可他没收钱就走了。从今以后，就开始白吃了吧……”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山西遗梦（6）

山西遗梦（6）

我们老板刚撅着屁股道完歉，两个佐滕又来了电话，其中一位夸奖：“在你们那儿送外卖的留学生是个搞推销的好材料，他动员我把八宝菜和啤酒买了，说反正还热着呢，再说我也姓佐膝，没错！我是姓佐滕可我从不吃肉哇！”

我们老板是个很和气的人，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以为这么大个东京就你一人有驾驶执照吗？再错的话，我就扣你的工资！还错的话，就对不起了，你给我滚蛋！”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作为普通的日本国民，战后50多年来，铃木顽强地生活着。他的左臂留在了山西，用右手写字，整理文件。他的商社进口美国的大豆，再把大豆批发给那些做豆腐的小商社。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口中国的大豆，中国东北的大豆可好呢，他摇头不语。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北京清洁队、绿化队的年轻工人如果能来东京短期研修，就请住我家吧，一定，一定！我会关照他们的。”我想告诉他：我那只是一种设想而已，中国普通人的设想仅仅是空想，但我没敢说。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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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

你爹是八路？

一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盲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吧。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山西遗梦（7）

山西遗梦（7）

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3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山田家的老屋已旧，从不锁门。使劲儿把推拉门拉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子发霉的气味。屋里哪儿都堆着书，书上都是尘土，屋角结着蜘蛛网。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他老家。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不来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

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的。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吃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他说：

“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咣’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然后，他修正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几颗长长的老牙，只有在他笑时我才能看见。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咣’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根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俩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