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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 字数:8967 更新:2022-10-03 01:30:06

陆文夫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好吃还能成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想到的事情往往不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常常就在身边;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弄到后来我一无所长,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为美食家!

首先得声明,我决不一般地反对吃喝;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那末,我呱呱坠地之时,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反不得的。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有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痨坯;馋痨坯,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反好吃”的教育,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冶以后,我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

朱自冶是个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决不是错划的。有人说资本家比地主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这话我也同意。可这朱自冶却是个例外,他是房屋资本家,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只消说三个字:“收房钱!”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朱自冶对此却是一窍不通,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糊里糊涂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家住在上海,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抗日战争之初,一个炸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全家有一幸免,那就是朱自冶,他是到苏州的外婆家来吃喜酒的。朱自冶因好吃而幸存一命,所以不好吃便难以生存。

我认识朱自冶的时候,他已经快到三十岁。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不对,朱自冶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冶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是他的身边没有孩子,也没有女人。只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冶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

朱自冶在上海的家没有了,独自住在苏州的一座房子里。这房子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建筑,西式的,有纱门、纱窗和地毯,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晒台上有两个大水箱,水是用电泵从井里抽上来的。这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一个大天井的后面,前面是一排六间的平房;门堂、厨房、马达间、贮藏室以及佣人的住所都在这里。

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冶的姑妈是表姐妹,所以在抗战后期,在我的父亲谢世之后,便搬进朱自冶的住宅,住在前面的平房里。不出房钱,尽两个义务:一是兼作朱自冶的守门人,二是要我的妈妈帮助朱自冶料理点家务。这两个义务都很轻松,朱自冶早出晚归,没家没务,从来也不要求我妈妈帮他干什么。倒是我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要帮他拆洗被褥,扫扫灰尘,打开窗户。他不仅不欢迎,反而觉得不胜其烦,多此一举。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靠上枕头便打呼噜。

朱自冶起得很早,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作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

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作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至于朱鸿兴都有哪许多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待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待几笔。吃还有什么吃法吗?有的。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喂(那时不叫同志)!来一碗××面。”跑堂的稍许一顿,跟着便大声叫喊:“来哉,××面一碗。”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吃法: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重青(多放蒜叶),免青(不要放蒜叶),重油(多放点油),清淡点(少放油),重面轻浇(面多些,浇头少点),重浇轻面(浇头多,面少点),过桥——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搛过来,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如果是朱自冶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连串的切口:“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浇要过桥,硬点!”

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朱自冶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治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像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床,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他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

朱自冶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朱自冶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头这么一歪,脚这么一踩,丁当一阵铃响,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

苏州的茶馆到处都有,那朱自冶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爿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吃喝吃喝,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凡是称得上美食家的人,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

朱自冶登上茶楼之后,他的吃友们便陆续到齐。美食家们除掉早点之外,决不能单独行动,行动时最少不能少于四个,最多不得超过八人,这是由吃的内涵决定的,因为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冷盆,接下来是热炒,热炒之后是甜食,甜食的后面是大菜,大菜的后面是点心,最后以一盆大汤作总结。这台完整的戏剧一个人不能看,只看一幕又不能领略其中的含义。所以美食家们必须集体行动。先坐在茶楼上回味昨天的美食,评论得失,第一阶段是个漫谈会。会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为了慎重起见,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是到新聚丰、义昌福,还是到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也结伴远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浩浩荡荡,马蹄声碎,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可惜我不能把苏州和它近郊的美食写得太详细,深怕会因此而为苏州招来更多的会议,小说的副作用往往难以料及。

如果朱自冶仅仅自我吃喝而与我无关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强烈地厌恶他。他当他的美食家,我当我的穷学生,本来是能够平安相处的。可是我在前面的一节中只说到朱自冶吃早点,吃中饭,他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

朱自冶吃罢中饭以后,便进澡堂去了。他进澡堂并不完全是为了洗澡,主要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去消化那一顿丰盛的筵席。俗话说饿了打瞌,吃饱跑勿动。朱自冶饱餐一顿之后,双脚沉重,头脑昏迷,沉浸在一种满足、舒畅而又懒洋洋的神仙境界里。他摇摇晃晃地坐上阿二的黄包车,一阵风似的拉到澡堂里,好像是到医院里挂急诊似的。

朱自冶进澡堂只有举手之劳,即伸出手来撩开门帘。门帘一掀,那坐账台的便高声大喊:“朱经理来哉!”天晓得,朱自冶哪一天当过经理的,对资本家应该喊一声老板才对。不过,老板这种尊称那时已经不时髦了。一是缺少点洋味,二是老板有大有小,开爿夫妻老婆店也能叫作老板的。经理就不同了,洋行经理,公司经理,买卖大,手面阔,给起小费来绝不是三块两块的,五十元的关金券用不着找零头!所以那跑堂的一听到朱经理来哉,立刻有两个人应声而出,一边一个,几乎是把个朱自冶抬到头等房间里。这头等房间也和现在的高级招待所有点相似,两张铺位,一个搪瓷澡盆,有洗脸池,有莲蓬头。只是整个的面积较小,也没有空调设备。不碍,冬天有蒸气,夏天有一只华生老牌的大吊扇,四块木板在头顶上旋个不歇。

朱自冶向房间里一坐,就像重病号到了病房里,一切都用不着自己动手。跑堂的来献荼,擦背的来放水,甚至连脱鞋也用不着自己费力。朱自冶也不愿费力,痴痴呆呆地集中力量来对付那只胃,他觉得吃是一种享受,可那消化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美,必须潜心地体会,不能被外界的事物来分散注意力。集中精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泡在温水里,这时候四大皆空,万念俱寂,只觉得那胃在轻轻地蠕动,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甜美,这和品尝美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二者不能相互代替。他就这么四肢不动,两眼半闭地先在澡盆里泡上半个钟头。泡得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时候,那擦背的背着一块大木板进来了。他把朱自冶从澡盆里拉出来,把木板向澡盆上一盖,叫朱自冶躺上“手术台”,开始了他那擦背的作业。读者诸君切不可把擦背二字作狭义的理解,好像擦背就是替人擦洗身上的污垢。不对,朱自冶天天一把澡,有什么可擦的?这擦背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古老的按摩术,是被动式的运动。饭后百步走被认为是长寿之道,但是奉行此道者需要自己迈开双腿。擦背则不同,只消四肢松弛地躺在“手术台”上,任人上摩下擦,伸拳屈腿,左转右侧,放倒扶起,同样受到运动的功效,却用不着自己花力气。真正的美食家必须精通消化术,如果来个食而不化,那非但不能连续工作,而且也十分危险!

朱自冶的此种运动时间也不太长,大体上不超过半个钟头。然后便在卧榻上躺下,开始那一整套的繁文缛节,什么捏脚、拿筋、敲膀、捶腿。这捶腿是最后的一个节目,很可能和催眠术有点关系,朱自冶在轻轻地拍打中,在那清脆而有节奏的响声中,心旷神怡,渐渐入睡。这一觉起码三个钟头,让那胃中的食物消化干净,为下一顿腾出地位。

当朱自冶快要醒来时,我也从学校里下学归来。书包一放,妈妈便来关照:

“今天还在元大昌,快去!”

妈妈的话只有我懂,那朱自冶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

朱自冶吃晚饭也是别具一格,也和写小说一样,下一篇决不能雷同于上一篇。所以他既不上面馆,也不上菜馆,而是上酒店。中午的一顿饭他们是以品味为主,用他们的术语来讲,叫“吃点味道”。所以在吃的时候最多只喝几杯花雕,白酒点滴不沾,他们认为喝了白酒之后嘴辣舌麻,味觉迟钝,就品不出那滋味之中千分之几的差别!晚上可得开怀畅饮了,一醉之后可以呼呼大睡,免得饱尝那失眠的苦味,因此必须上酒店。

苏州的酒店卖酒不卖菜,最多备有几碟豆腐干、兰花豆、辣白菜之类。孔乙己能有这些便行了,君子在酒不在菜嘛。美食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比君子有钱,酒要考究,菜也是马虎不得的。既不能马虎,又不能雷同,于是他们便转向苏州食品中的另一个体系——小吃。提到苏州的小吃,我又不愿多写了,除掉如前所述的原因外,还因为它会勾起我一段痛苦的回忆,我被一个我所厌恶的人随意差遣!

苏州的小吃不是由哪一爿店经营的,它散布在大街小巷,桥堍路口。有的是店,有的是摊,有的是肩挑手提沿街叫卖的。如果要以各种风味小吃来下酒的话,那就没有一个跑堂的能对付得了,必须有个跑街的到四下里去收集。也许是我的腿长吧,朱自冶便来和我妈商议:

“你家高小庭蛮机灵,阿好相帮我做点事体,我也勿会亏待伊。”

妈妈当然答应罗,她住了人家的房子不给钱,又没有什么家务可料理,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巴不得能为朱自冶做点事,以免良心受责备。可怜的妈妈不知道剥削二字,只承认一切现存的社会法规。她教育儿子不能好吃,却对朱自冶的好吃不加反对,她认为那是一种“吃福”,好吃与吃福是两回事体。可我却把它当作一回事,怎么也不愿意去替朱自冶当跑街的。堂堂的一个高中生怎么能去给一个好吃鬼当小厮呢!

妈妈又哭了,父亲谢世后家境贫困,是靠我的大哥当远洋水手挣点钱:“去吧小庭,我们头顶人家的天,脚踏人家的地,住了人家的房子不出房租,又不交水电费,算起来相当于全家的伙食费。只要朱经理说个不字,你就念不成书,我们一家就会住在露天里。只怪你爸爸走得早啊,我求求你………”

我只好忍辱负重,每天提着个竹篮去等候在酒店的门口。等到华灯初上,霓虹灯亮满街头的时候,朱自冶和他的吃友们坐着黄包车来了。一长串油光锃亮的黄包车,当当地响着铜铃,哇哇地揿着喇叭,像游龙似的从人群中夺路而来,在酒店门口徐徐地停下。他们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浑身散发着香皂味,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朱自冶的黄包车总是走在前面,车夫阿二也显得特别健壮而神气。阿二替朱自冶掀掉膝盖上的毡毯,朱自冶一跃落地,轻松矫捷。在酒店门口迎接他们的不是老板,也不是跑堂的,而是两排衣衫褴褛,满脸污垢,由叫花子组成的仪仗队。乞丐们双手向前平举,嘴中喊着老爷,枯树枝似的手臂在他的左右颤抖。朱自冶似乎早有准备,手一扬,一张小票面的钞票飞向叫花子的头头:“去去。”

叫花子的头头把手一扬,叫花子们呼啦一声散开,我这个手提竹篮,倚门而立,饥肠辘辘的特殊叫花子便到了朱自冶的面前。这个叫花子所以特殊,是因为他知道一点地理历史,自由平等,还读过三民主义;他反对好吃,还懂得人的尊严。当叫花子呼啦一声散开而把我烘托出来的时候,我满腔怒火,汗颜满面,恨不得要把手中的竹篮向朱自冶砸过去!可是我得忍气吞声地从朱自冶的手中接过钞票,按照他的吩咐到陆稿荐去买酱肉,到马咏斋去买野味,到五芳斋去买五香小排骨,到采芝斋去买虾子鲞鱼,到某某老头家去买糟鹅,到玄妙观里去买油汆臭豆腐干,到那些鬼才知道的地方去把鬼才知道的风味小吃寻觅……

我提着竹篮穿街走巷,苏州的夜景在我的面前交替明灭。这一边是高楼美酒,二簧西皮,那霓虹灯把铺路的石子照得五彩斑斓;那一边是街灯昏暗,巷子里像死一般的沉寂,老妇人在垃圾箱旁边捡菜皮。这里是杯盘交错,名菜陆陈,猜拳行令;那里却有许多人像影子似的排在米店门口,背上有用粉笔编写着的号码,在等待明天早晨供应配给米。这里是某府喜事,包下了整个的松鹤楼,马车、三轮车、黄包车在观前街上排了一长溜。新娘子轻纱披肩,长裙曳地,出入者西装革履,珠光宝气;可那玄妙观的廊沿下却有一大堆人蜷缩在麻袋片里,内中有的人也许就看不到明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众所周知的诗句常在我的头脑里徘徊。

朱自冶倒是不肯亏待我,常常把买剩的零钱塞在我的口袋里:“拿去!”那种神情和给叫花子是差不多的。

我睁眼、僵立。感到莫大的侮蔑。

“拿去吧,是给你奶奶买肉吃的。”

侮蔑被辛酸融化了。我是有个老祖母,是她把我从小带大的,那时已经七十六岁,满嘴没牙,半身不遂,头脑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是她的胃口很好,天天闹着要吃肉,特别是要吃陆稿荐的乳腐酱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腻。她弄不清楚物价与货币的情况,在她的头脑中一切都是以铜板和银元计算的。她只知我的哥哥每月要寄回来几千块钱(能买一百多斤米),为什么不肯花二十六个铜板给她称一斤肉回来呢?三百个铜板才合一块钱!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我的妈妈,骂她忤逆不孝,克扣老人,而且牵牵连连地诉述着陈年八代的婆媳关系,一面骂一面流眼泪。妈妈怎么解释也没用,只好一面在配给米里捡石子,一面把眼泪洒在淘米箩里。我在这两条泪河之间把心都挤碎!

当我用朱自冶的零钱买回几块肉来,端到奶奶的床前时,她一面吃,一面哭,一面用颤颤巍巍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好孙子,还是你孝顺,奶奶没有白带你……”

我一听这话,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流,我想大哭,大喊,想问苍天!可是我拚命地哽住喉咙,俯伏在奶奶的床头,把头埋在棉被里。既然在侮蔑中把钱接过来了,为什么不能让奶奶得到一点安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这句老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而且大言不惭地把苏州放在杭州的前面。据说此种名次的排列也有考究,因为杭州是在南宋偏安以后才“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苏州在唐代就已经是“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了。到了明代更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十万水东西”。近百年间上海崛起,在十里洋场上逐鹿的有识之士都在苏州拥有宅第,购置产业,取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苏州不是政治经济的中心,没有那么多的官场倾轧和经营的风险;又不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吴越以后的两千三百多年间,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战争是在苏州发生的;有的是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历代的地主官僚,富商大贾,放下屠刀的佛,怀才不遇的文人雅士,人老珠黄的一代名妓等等,都欢喜到苏州来安度晚年。这么多有钱有文化的人集中在一起安居乐业,吃喝和玩乐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苏州的园林可以甲天下,那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风景不能当饭,天天看了也乏味,那吃却是一日三顿不可或少的。苏州所以能居于天堂之首,恐怕主要是因为它的美食超过了杭州。这也许是苏州人的骄傲吧,可我那时简直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是人间最最不平的表现!我不知道地狱里可有“天堂”,可我知道“天堂”里确有地狱,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地狱的边缘上徘徊。说老实话,当我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也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多半是由朱自冶他们促成的;他们使我觉得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主义都没有用,只有共产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共掉了朱自冶的房产,看他还神气不神气!

我偷偷地唱着一支从北平传来的歌:

山那边呀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呀,

没人为你作牛羊。

……

这支歌的曲调很简单,唱起来也用不着尖起嗓门儿费死力,可它却使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找到了出路,出路就在山那边!

我决定到解放区去了,那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我不知道解放区的形势,总以为国民党还很强大,还有美国的原子弹什么的。无产阶级要夺取全国胜利,恐怕还要经过几年、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我读过《铁流》与《毁灭》,知道革命的艰难困苦,知道那是血与火的洗礼。所以当时的心情很悲壮,准备去战死沙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时的心情很有点像荆轲辞别高渐离。

我的高渐离便是苏州,是这个美丽而又受难的城市叫我去战斗!临行之前,我上了一趟虎丘山,站在虎伏阁上把这美丽的城市再看一遍:再见吧,你的儿子将用血来洗尽你身上的污垢!傍晚,我照样去替朱自冶买小吃,照样买了一块乳腐酱方送到奶奶的床前:吃吧,奶奶,孙子从屈辱中接过钱来为你买肉,这恐怕是最后的一回!我的判断没有错,当奶奶发觉最孝顺的孙子失踪之后,她哭喊了三天便与世永别。

年轻时的记忆多么深刻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挂牌、游街、屈辱、受罪如今已经淡忘了,仿佛那是一场不屑一顾的游戏。可是三十多年前离乡别井,暗中告别亲人,向着黑暗猛冲的情景,却点滴不漏地保存在记忆里。也许我是欢喜记着光荣而忘掉屈辱吧,可又为什么不把三四十年前的屈辱也忘记?每当我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受伤的战士从血泊中爬起来,举起枪,高喊着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扑过去的时候,我的心便会向下一沉,两眼含着泪水。虽然这种镜头看得太多了,也觉得老一套,可是这种话我不许孩子们说,孩子们一说我就要骂:“小赤佬,你懂什么东西!”

没想到我进入解放区已经太晚了,淮海战场上的硝烟已经消散,枪炮声已经沉寂。解放区的军民沉浸在欢乐的高潮中,准备打过长江去!我们这些从蒋管区去的学生被半路截留,被编入干部队伍随军渡江去接管城市。我从苏州来,当然应该回到苏州去,因为我熟悉那里的大街小巷以及那种好听而又十分难懂的语言,带个路也方便。至于回到苏州去干什么,谁也没有考虑,如果那时有人提出什么前途、专业、工资、房子等等,我们这一伙“小资产”便会肯定他是国民党派来的!革命就是革命,干什么都可以,随便。我们的组织部长却不肯随便,一定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志趣来分配,因此就出现了十分快乐的场面:

组织部长把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兵召集到一个祠堂里。祠堂的正中摆着方桌,桌上放着档案和纸笔,二十多人分坐在两边。

组织部长是个大知识分子,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机械系。他对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十分熟悉:“现在要给大家分配工作了,组织上尽量照顾各人的特长和志愿,希望你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好好地考虑,分定之后就不许犯自由主义。”

当时的气氛本来很严肃,却被我的老同学,诨名叫丁大头的人弄得豁了边。丁大头的头其实也不大,可是他的知识很广博,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他样样都懂一点。因为他的脑子里包容的东西太多,所以看起来他的头好像比平常的人大了点。他第一个被部长叫起来:

“你想干什么呢?”

“随便。”丁大头回答得很爽气。

部长翻了翻眼睛:“随便是个什么东西?说得具体点。”

“具体点……那也随便。”

人们哄堂大笑了:“他什么都懂,可以随便!”

部长也笑了,翻翻档案:“什么都懂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问你,你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

“看书。”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到新华书店去。”

丁大头被一句定终身,后来在某地的新华书店当经理,而且是个很称职、很懂行的经理。

第二个被叫起来的是个女同学,苏州姑娘,长得很美,粗布的列宁装和八角帽使得她在秀丽中透出矫健的气息。

部长向她看了一眼便问:“你会唱歌吗?”

“会。”

“来一段《白毛女》试试。”

“北风那个吹……女同学拉开嗓子便唱。那时我们天天唱歌,谁也不会忸怩。

“好了,好了,到文工团去!”

这位女同学的命运也不坏,“文化大革命”前唱民歌,很有点名气。如今听不见她唱了,这小老太婆也可能是在哪里教徒弟。

轮到我的时候便糟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最欢喜什么,除掉反对好吃之外,我好像对什么都欢喜。我没有任何特长,连唱起歌来都像破竹子敲水缸。

部长等得不耐烦了:“难道你一样事情都不会干?”

“会会,部长,我会替人家买小吃,熟悉苏州的饮食店。”我决不能承认万事不通呀,可这一通便出了问题!

“挺好,干商业工作去,苏州的食品是很有名的。”

“不不,部长,我对吃最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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