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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

姐姐已经二十七岁了，按说早该出嫁——在乡下人的眼里，二十七岁的女子还守在娘家的门上，简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村里早已经有人敲怪话了，而这种怪话比打你一个耳刮子都使人难受。

自从母亲在前年病故后，不爱说话的父亲就变得更不爱说话了。他除过埋头下地劳动，家里的事看来什么也无心过问，对于姐姐的婚事，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一直是漠不关心的。

我爱我的姐姐。她温柔、纯洁、像蓝天上一片洁白的云彩。谁都说她长得好看。这是真的。我们这里虽说是穷乡僻壤，少吃没穿，可哪个村里也都有几个花朵一样的俊姑娘。她们像我们这里的土特产黄花和红枣一样，闻名远近的山乡城镇，就连省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不信你查问去。

不是我夸口，我姐姐是我们周围村庄数一数二的俊女子。

我从小爱美术，所以爱美观念很强；我为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姐姐在内心里是很骄傲的。听妈妈和爸爸舍不得离开，硬是没让去。

她已经高中毕业几年了。连续考了几次大学，每次就差那几分，回回都考不上姐姐上中学时，正闹“文化革命”，根本就没学什么。现在又加上考外语，她一点也没学过，看来上大学就更没指望了。现在农村也不招工——就是招，我们家又没“后门”根本轮不上。她看来一辈子就得在农村里劳动了。姐姐对这好没什么。她一直在我们这穷山沟里长大，什么下苦活都能干，村里人都说她劳动顶个男人。

我知道，这些年来为姐姐说媒的人不少，说的对象大部分还都是县上和外地的一些干部或者工人，可姐姐全为什么二十七岁了还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实际上，除过我，大概谁也不知道：我的姐姐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姐姐爱的男人就是最后离开我们村的那个省里来的插队知识青年，他叫高立民。听说他父亲原来是我们省的副省长，母亲是一个什么局的局长，“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都被关了禁闭。听说他拉是一个特务集团的头头。

和高立民一同来我们村插队的十几个人，不是被推荐上了大学，就是去当了工人，先后都走了。他因为父母亲的问题，不光走不成，就是当个农民也不得安生——公社和县上常叫去训斥他。那些年这个人是够西惶的了。老百姓把特务看得比反革命分子还要严重，所以村里大部分人都不敢理这个“特务儿子”，生怕惹来横祸。高立民孤孤单单的，像一只入不了群的乏羊。他经常穿一身叫化子都不如的烂脏衣服。他也不会做饭，时常吃生的，在山里常肚子疼得满地打滚。

我姐姐心７善，看见这个人苦成那个样子，就常去帮助他。她给他做饭，缝补烂衣服，拆洗被褥。逢个过年过节，还常把这个谁也不敢理的“特务儿子”叫到我们家来，尽拿好东西给他吃——我甚至觉得姐姐对他比对我还要好哩！

我父母亲也都是些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事而责备过姐姐。可是，村里有人却风一股雨一股地传播说，我姐姐和立民关系不正常。

我那时年龄还小，别人不敢当着我父母和姐姐说这些话，就常对我说。我总是气得分辩说：“我姐姐和立民关系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说他俩关系不正常？”这话常常让别人笑半天。

不过，我自己在心里也纳闷姐姐为什么对立民那么好。要知道，他可是个特务儿子呀！

有一次，我背过爸爸和妈妈，偷偷问姐姐：“姐姐，高立民是特务儿子，人家谁也不理，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他呢？你不怕人家说咱路线觉悟低，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吗？”

姐姐手指头在我鼻子上按了按，笑了：“看你！比咱公社刘书记都革命！立民可不是阶级敌人，咱和他划的什么界线？

你看他多可怜！宝娃，咱奶奶在世时，不是常对咱说，碰见遇难人，要好好帮扶呢；要不，作了孽，老天爷会拿雷劈的！

咱们这里有家，他无依无靠，又在难处，难道能眼看着让这个人磨难死吗？别人愿放啥屁哩，咱用不着怕！”

我立刻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姐姐也真不怕别人说闲话。在知识青年就留下立民一个人的时候，她对他比以往更关心照顾了。

记得有一次，立民病得起不了床，姐姐就在他屋里守了一天。她还把家里的白面、芝麻、腌韭花拿过去，给他擀细面条吃。要知道，我们一个人一年才分十几斤麦子，吃一顿白面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傍晚，立民发起了高烧，姐姐就仍然守在他身边。点灯时分，姐姐还没有回来，妈妈急了，只好自己也过去陪姐姐直守了他一夜。

姐姐和立民的关系多么好啊！谁说他们的关系“不正常”呢？

过了不久，我才知道姐姐和立民是怎样的“关系不正常”了。

那是一个夏末的傍晚，西边天上的红霞像火一样烧了一会，便变成了柴灰一般的云朵。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拿了几件并不太脏的衣服到村前的小河边去洗——你们知道，我是个爱美观念很强的孩子。

当我路过我们队打麦场上面的小路时，突然听见麦秸垛后面有两个说悄悄话——听声音还是一男一女。

孩子的好奇心使我忍不住蹑手蹑脚从麦秸垛旁边绕了过去。

我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浑身发抖，马上连滚带爬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天啊！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是立民和我姐姐；我刚才看见立民把姐姐抱住，在她脸蛋上没命地亲哩！

我立在小路上，心怦怦的直往嗓门眼上跳。我想马上跑开，但听见他俩又说开了话，便忍不住想听听他们到底说些什么。

就听见立民说：“……小杏，你真好！我爱你，永远也离不开你。没有你，我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你答应我吧，小杏！

你说呀，你爱我吗？唉，爱我的什么哩……我父母已经坐了六七年禁闭，年垭我要当一辈子反革命的儿子了，你大概怕……”

“不怕！就是你坐了禁闭，我也会永远等着你的！”这是姐姐的声音。

接下来就听见立民哭了。哭了一阵后，听见他又对姐姐说：“我要永远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你！我会永远得得，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把你的爱情给我的呀！唉，我从小没受过苦，一辈子当个农民也当不好，你跟上我要吃苦的……”

就听姐姐说：“不怕！立民，只要我们一辈子真心相爱，就是你以后讨吃要饭，我也会永远跟着你的！”

听见立民又哭了，像娃娃一般呜咽着。接着，听见姐姐也哭了——但那哭声听起来根本不是伤心的。

不知为什么，眼泪也从我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我也哭了。

我抹着眼泪来到了静悄悄的小河边。我呆呆地立在黄昏中，望着远处朦胧的山影出了老半天神。我好长时间弄不清楚我为什么哭。后来慢慢盘算，我才模模糊糊觉得，我是受了感动：我的好姐姐！立民已经是一个狼不吃狗不闻的人了，谁都躲着他走，生怕把“反革命”传染上，可她竟然这样去爱这个人！我当时还并不懂得多少男女之间的事，我只从我自己一颗孩子的心判断，我的亲爱的姐姐她做了一件好事！

那天，姐姐把立民带到家里来，她自己亲自张罗着包了一顿饺子。过日子很仔细的父母亲好几次唠叨着问姐姐：今天既不逢年，也不过节，为什么要吃好的呢？

姐姐和立民大概都在心里偷着笑。可他们并下知道，偷着笑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后来，生活猛然间发生了大变化。“四人帮”完蛋后，听说受了冤屈的立民父母亲平了反，从禁闭里放出来了。第二年，姐姐就鼓动立民去考大学，她自己也去考了。结果立民考上了北京的一个大学，姐姐差几分，没有考上。

立民走后，全村人议论了许多天，都说世事又变了，苦难的立民翻了身，展开了翅膀。姐姐看来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立民上了大学；而难受纯粹是为了他们的分离。我已经长大点了，再有二年就要上初中，已经朦胧地知道了一些爱情的奥妙。我知道立民一走就是好几年，姐姐那么喜欢他，他一走，她心里会有多么寂寞和难受啊！而要是姐姐难受了，那我心里是很不好受的。

但我没想到，这一切还有弥补的好办法。

好长的时间来，大概村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姐姐总是定期到村对面的公路上，从乡邮员老李叔叔的手里接回一封又一封立民从北京寄来的信；同时，她也把一封又一封的信交给李叔叔，向北京寄去了。姐姐大概和老李叔叔达成了“协议”，让他保密，所以村里人都是不知道这事的。但可没瞒过我的眼睛。

自从立民上了大学，村里人也就再不说姐姐和他的闲话了。我知道姐姐是个很腼腆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这些事。要是村里人知道了真情，常常会动不动就开一些秀粗鲁的玩笑，这种玩笑会使任何一个害羞的姑娘都难为情。

爸爸看来也不清楚——他看来只知道关心土地和庄稼，对旁的事都是麻木不仁的。不过，我有时也看见他用一种可怜和忧郁的目光，盯着姐姐的背影出半天神；但也不说什么话，只是叹一口就完了。

我知道，姐姐每次接到立民的信，就常躲到村前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去盾（一想起那地方我就心跳脸烧）。

看完信回来时，她总是满脸喜气洋洋，不住点地唱一些叫人很愉快的歌子。姐姐的嗓子是挺棒的，像收音机里那些人唱的一样好听。

就在姐姐最高兴的时候，爸爸就显得更不痛快了。他总是烦躁地打断姐姐的歌声，拉着像要哭一样的音调央求姐姐说：“好娃娃哩，别唱啦，我这阵儿心口子疼得要命……”

每当这时，我总是在心里埋怨爸爸，嫌他老是在姐姐最高兴的时候，心口子就疼，把姐姐的兴致全破坏了。但我也对爸爸充满了爱和同情。自从妈妈死后，他变得多么可怜啊。

看，他的头发都快全白了！

但是，在姐姐高兴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很好的。我表面上装得一无所知，但一背转人，也不由得笨嘴舌唱起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