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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

四月，白粉粉的杏花已经谢了。躲藏在绿叶间的毛茸茸的青杏羞怯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中年人。

他立在这杏树下，静静地垂着两条胳膊，不言不语地看着这株粗壮的果树。故乡山野的风带头春天的温暖，轻轻扶摸他夹杂在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的脸颊，抚摸他的心。

杏树，你应该认识我。尽管我们分别有许多岁月，但我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当我夹关讲义，站在林业学院的讲台上讲述那些杨树、柳树、松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杏村；想起了她，小萍；想起了我们小时候。不过，那时你很小，我们也很小……

是的，他那时才十一岁，在村里的小学校上三年级。她也只有十四岁，因为上学晚，念四年级。

本来他们并不相识。一家在村乐，一家在村西，庄子太大，降过正月闹红火偶尔见一面，平时谁也不见谁。虽说同住一村，可孩子们的世界总是那么小。就是上了学，两个年级不说，她比他大，还是个女生，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在这种年龄，男孩子和女孩的界限是很严格的，他们往往都生活在各自的天地里，互不交往，互不侵犯。

但是，我敢肯定地说，和小萍这样生疏，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那时，学校也有全体一致的活动和游戏，不分年级，不分大小，不分男女……我和她的这种生疏是由两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那时我们家五六口人，就父亲一个人劳动，日子过得叮当响。不用说，我是这学校穿戴最破烂的学生。可小萍呢？虽说她母亲也在农村，可她父亲是县城里的医生，家里就她一个宝贝蛋，经常穿戴得像一位小公主。她无疑是学校最尊贵的学生。

他们是两个极端。他当时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已经懂得为自己的寒酸而害臊了。因此专意躲避那些穿戴本面的同学，尤其是躲避小萍。在他看来，她大概时刻都在笑话他。另人也躲避他，就是那些家境不怎好的同学也尽量不和他为伍，以便证明比他高一等。他常常孤孤单单一个人……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孤独，特别是孩子的孤独。孤独的大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创造一个世界，以寻求安慰，而一个孤独的孩子，当外界和他隔膜的时候，心灵中就只有一片又苦又咸的硷水了。

可是，就在那天，就在这棵杏树下，发生了那样的事……

你清楚地记得，那同样是四月的一天，春风就像今天抚摸你的锁锁头，抚摸你的粗糙的小脸蛋，抚摸你忧伤的心。你靠在这棵杏树干上，看同学们在玩“找朋友”的游戏。这就算乡下学校一年一度的春游吧，老师带头全校的同学，来到山野里，尽情地玩呀，唱呀，跳呀，喊呀……找呀找呀找呀找，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同学们玩得多快乐呀，可是当时我脊背靠在这树干上动也不敢动。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玩。我也无法说出我不去玩的原因。

老师走过来，惊讶地问我：“你什么不玩呢？”

“我……肚子疼。”

“疼得厉害吗？”

“不，不厉害……”

“那你现在回家去。”

“不，不，等一会再……”

我此刻不能离开。我只是脊背紧贴树干站着。这棵杏树对我来说像救命的恩人一样。

一直到大家要回学校的时候，我还就那样站着。

集拿的哨声响了，同学们都排成了二路纵队。

我仍然没动。

老师又走过来，有点生气地说：“你要不走？”

“我……”

老师发火了：“你为什么还站着？”

我无话可答。

同学们都将目光投向我，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你回不回？”老师喊叫说。

“我现在不回……”

“为什么？”

我“哇”一声哭了。

我“哇”一声笑了。

听见老师说：“王小萍，你留着，一会把他带回来……”

小萍是大学生，又很体面，也懂事，老师常派她做一些在学生看来很重要的“工作”。

老师带头同学们走了，而把小萍留下来。她的任务看来好像是收容一个掉队的伤兵。

杏树下，只剩下我和她。

“你怎啦？”她问。

我不敢看她，也不回答。

她走近我，大胆地用手在我汗淋淋的额头上摸了摸，大概是我发不发烧。

我感动额头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

我扭过头，不看她，说：“我没病。”

“你不是说肚子疼？”

“不疼。”

“那怎啦？有什么你给我说，好吗？”她的口气像大姐姐一样。

我犹豫了一下说：“那你不能给别人说。”

“我肯定不说。”

“要是说了呢？”

“那就是小狗。”

“……我的裤子……破了。”

“哪儿破了？”

“在后边……”

“唉，倒说你不玩呢！让我看看。”

“不。”

“怕什么哩！我带头针线。我给你缝。”

“不”。

她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荷包，开始笨拙地往针眼里穿线。我立刻紧张得像医生要给我打针一样。

“转过来！”她命令我说。

我不动。

她过来。用手使劲把我掀转身。我一下子伏在杏树干上哭了。